硅谷颠覆了一个又一个行业 现在轮到它被颠覆了

　　本文作者：威廉·达维多（William H． Davidow）过去30年里担任高科技行业高管和风险资本家，与人合著有《自发的革命》。迈克尔·马龙（Michael S． Malone）报道谷歌的记者，与人合著有《自发的革命》。

　　在硅谷，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数不清的公司和初创企业正在致力于将人类变成它们能够掌控的机器人。逐渐地，这个行业的焦点从科技转到了“人格障碍营销”（personality-disorder marketing）上。科技的创造和部署日益基于对一个事实的认识，即所有的快乐对人类大脑来说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不管它们来自赌桌上的胜利，还是社交媒体的“点赞”。

　　因此，在过去几十年里，控制了互联网的强大公司从意外或无意识地创造人类“机器人”，转变为有意为之。与关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常规警告相反，近在眼前的最大的人性威胁并非源自机器，而是源自设计这些机器的人。

　　那些决定着当今科技时代的人，他们违背了公众的信任，选择了公然不顾道德甚至邪恶的商业模式。他们遵循赌博行业的脚步，打着创造利润的旗号有意识地创造和培养上瘾行为。2000年，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周上网时间为9.4小时；如今，有人估计这一数字为30小时。而随着消费级虚拟现实设备和物联网的到来，很容易想象，很快，我们清醒时候的75%的时间都会用在为了操纵我们的行为而设计的虚拟空间。

　　平心而论，这并非新鲜事物。纵观历史，士兵们结队慷慨赴死，宗教徒毫不质疑地接受经典，消费者购买明知自己根本不需要的产品和服务。20世纪30年代，颇具争议的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斯金纳（B． F． Skinner）开创了行为分析学。斯金纳认为，被所有人所珍视的“自由”，其实只是一种幻觉；所有人其实都被微妙而复杂的奖惩所控制。这让他得出一个结论，即“行为的技术”可用来改善人类命运。通过线索、行为和奖励的循环，他开发出一个被试的“操作性条件反射”过程，此后，赌场便利用这一点来盈利。

　　现在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类操纵科技已经变得高效、普遍和广泛。机构“控制者”（用行话说）大大改进了控制过程，改进了反馈环，改进了传感机制，这一切都是为了收集更多关于我们的身体、情绪、习惯和大脑的信息。

　　从某种意义上，科技驱动的人类机器人化的过程是现时代的一个特征。这个过程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发生得非常迅速，一开始是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用秒表给流水线工人计时，而在过去40年中，其发展更是快得吓人。如今，面部识别技术的迅速进步让我们的情绪日益成为一本打开的书，很容易受到新的微妙影响。

　　此外，将人变成机器人的基础成本大大降低了。主要科技平台并不是诱导你进入赌场或染上烟瘾，它们能够触及几乎所有有手机的人，只要利用必要的行为科学，就可以设计出让你上瘾的产品和服务。

　　原本不必如此。但首先，决策者、商业领袖和普通公民必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行为操纵的引擎的“燃料”是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大多是我们心甘情愿拱手交出的。问问你自己，有多少次拒绝过Gmail和Facebook这样的“免费软件”？它们可都将你的所有在线行为和秘密直接交给了远在天边的公司手中。你是否知道逆昨天在商店里购买糖果的行为，将在未来几周内被录入数以百计的服务器和数以千计的机构？

　　现在，我们仍然是自由的。是否参与操纵游戏，以及要求了解更多整个过程的信息是我们的自由。公民应该能够完全获取他们的个人信息的收集记录，并拥有所有权。恢复所有权和控制权可能意味着企业将信用卡信息雪藏几年，同时将它们获得用户浏览历史记录的时限限定在几天时间。但还应该要求控制者披露它们的行为操纵技术；并且将“退出”作为用户设定的默认选项。所有这些都需要政府监管，任何胆敢跨越红线的组织都要严惩。

　　更激进的方案不但要让用户决定何时和如何共享数据，还要将它货币化。如果一家在线游戏公司想要操纵你向它提供每天八小时的行为数据，那么也许它应该付费想你购买这个服务。但我们还必须实行自律。我们将沐浴在能够增强我们的现实生活的美妙的新服务和社交中，而不会深陷虚拟的黑洞。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营造让这种模式成为成功模式的营商环境。

　　通过主张自己的数据的所有权，并给行为操纵定价，我们能够改变让恶劣行业得以崛起的基本条件。如果我们能够实现用户控制权和透明度，那么后续积极变化有望接踵而至：立法规定更多的网络保护；行业级的道德规范；以及一代回归社会价值创造业务的科技企业家。

　　我们目睹硅谷在极短的时间里颠覆了一种又一种活动，一个又一个行业。现在，轮到它成为被颠覆的对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