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关闭北京手机工厂内情：去年产量像"挤牙膏"

　　经济观察报 记者 陈秋 正门口有十几名保安驻守维护安全，诺大的厂区听不见机器工作的轰鸣声，员工们虽然还在打卡上班，却看不见为工作而忙碌的身影，每天来开两三个会、偶尔从门口出来散心的员工，脸色依旧凝重。

　　这是经济观察报记者近日两次走访，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一家手机工厂看到的景象，这是一家成立了20年的智能手机工厂，它就是曾经顺义区的“纳税大户”即北京索爱普天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下称索爱普天）。

　　3月28日，老东家索尼宣布将结束这家工厂的运作，3月20日起，索爱普天为员工提供双向解除劳动合同计划，而目前还未离职的上千名正式员工，大多从建厂初期就已加入，突然接到该消息后，即将失业所带来的经济压力扑面而来。

　　记者采访发现，索爱普天“关门走人”的背后，触发因素恐怕不止索尼方面提及的“较高的人力成本”，其手机业务的经营不善持续亏损、中国产业升级也是其原因。

　　索尼北京工厂关闭

　　3月29日、4月2日，记者两次走访索爱普天工厂，工厂附近的一家印刷喷码机的员工对记者说，早年能看到工厂上万号人忙碌地工作，而近两年感觉人都走光了。

　　在索爱普天工作近20年的员工于慧表示，在她印象中，最辉煌的时候，她所在的部门有3000名生产员工，且经常加班。“在3月20日，员工突然被告知工厂即将关闭的消息。而早在两年前公司产量减少时，就有谣言说公司要倒闭，但也没有倒闭。之前公司也有两次以邮件的形式向全体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计划。”

　　工厂的员工组成包括正式员工，以及第三方派遣公司庆云同创和天弘派遣签订的临时工。天弘派遣的员工在去年已经都被遣散了，而天弘的在今年3月31号前以n+1补偿遣散。

　　还未离职的近千名员工，大多与这家工厂共同成长，但大家也面临着如何离去的难题。

　　据了解，公司给正式员工提出三种处理方案，没有任何的书面文件，但员工可以看到公司给员工算出来的赔偿金额，公司给赔偿金的前提是员工要按自愿离职来走。

　　第一批裁员截止日期在4月10日前，以n+4的形式补贴，第二批执行是在4月10日-5月1日之间，补贴就变成n+2了。如果还不走，到了5月2日以后，会根据经济裁员，员工停产在家待业，只发基本工资的70%，也就是1750元。“他们不愿离开，因为公司没有解决大家的安置问题，且补偿方案达不到大家的预期，我们面临大龄再就业难题，且内部双职工就有60多人，大家经济压力大。”于慧称。

　　3月20日工厂门口，3月29日、4月2日索尼望京总部，数百名员工曾多次集体维权，以及其他时间职代会11人与领导可视会议，大家争取到了“n+4及2万元补偿”的方案，并在4月10日之前，开始陆续约谈办理离职手续。

　　早有迹象

　　于慧告诉记者，关闭北京工厂恐怕早有迹象，“2015年，索尼在泰国开始筹办手机工厂。2016年，泰国员工来北京工厂学习，2017年北京工厂产量开始下降。”

　　记者采访多位员工得知，2017年之前，工厂还有产量，而近一年多却变了，产量像“挤牙膏”，只针对几个产品稍微有一万的产量或几千的产量。

　　于慧对记者回忆她了解到的泰国手机工厂的情况称，“2015年泰国就开始筹办工厂，陆续从这边打包生产线往那边运，我们这边还会提供各种支持，包括生产线员工、辅助的工程师、质量部的人员都有去泰国工厂帮忙。在2016年，有将近20位泰国员工来这边学习，主要是学习技术、产线的操作和人员管理。”

　　设计部门员工对记者描述她了解的情况称，2016年前，索尼所有的手机产品都会在北京工厂生产，“但从2016年开始，起初会把已成型的、已经量产的，如五条产线搬一条到泰国去，慢慢再把试生产的、最小型号的产线搬过去，再把这边需要发往日本的、日本运营商对审核指标比较高的产品在那边做。而目前大屏幕手机泰国工厂也在做。”

　　索尼向记者表示，公司原本有两家手机制造工厂，一家为索爱普天、一家为设在泰国的STT。北京工厂停产主要原因是产量逐年下降、开工不足，不存在向泰国转移的情况。今后，索尼将继续在泰国工厂制造智能手机设备，也会不断寻求最佳的生产解决方案，包括目前采用的ODM制造，以便能够灵活应对快速变化的智能手机市场形势。

　　但对以上员工所述详情，记者发问询函至索尼求证，其称索爱普天因属于索尼移动（中国）下属的合资企业，索尼中国目前是只能站在集团层面对这一事件进行必要说明，涉及到许多该工厂生产的细节问题无法回答。

　　相比于索尼其他板块的业绩的增长，其智能手机业务近年一直在持续亏损。2018年第三季度财报数据显示，索尼总体营收达到24018亿日元，净利润为4290亿日元，同比增长达45%。索尼移动通讯业务销售收入同比减少至1372亿日元，营业亏损至155亿日元。据路透社称，索尼手机目前在全球份额不到1%。

　　2017年是索尼手机的一个拐点。于慧向记者对比了近两年的索爱普天的产量数据，“2017年产量约600万部，2018年约139万部，下降幅度很大，近一年多产量更少，只是针对几个产品，稍微给一万部的产量或者几千的产量。3月31日还给到产量，acc生产部还有一条生产线在制作耳机蓝牙。”生产部门一员工说，她2012年底来到索爱普天，当时员工上万人，工厂工作量也很大，产线就有上百条，到了去年10月就剩下一条产线，员工一休假就是两个月。现在大家都没有工作，每天来开两三个会。

　　让于慧担心的是，“公司财年截止时间是每年4月份，会给下一年财年运行资金的预算，如报销、奖金、办公费用等各项开支，但是两年前开始拖延。”

　　初期的手机江湖中，索尼的“制造能力”占有优势，且早在苹果、三星还未崭露头角时，其便有了自己的一方阵地。

　　回顾索尼手机衰败关键原因，“总体来讲是从中国溃退到欧洲溃退再到美国溃退，”孙燕飚称，从某一意义上，首先索尼在中国的互联网时代，也就是在2010-2014期间，没有把握好中国3G时代带来的智能手机市场的机会，使得手机市场只是盘踞在美国。从2014年开始，以华为、小米、OPPO、vivo为首的国内品牌开始大举进军欧洲，而市场份额最早被蚕食的就是索尼，市场空间一再被压缩。除了市场层面的落败，从产品层面，可以看见三星、苹果、华为、OPPO、vivo等品牌的手机产品在陆续推陈出新，但索尼却一直没有出现主导潮流的产品，索尼产业链的优势也没有反映在手机上，在摄像头方面，索尼的感官芯片最好。“目前索尼的销量和市场份额都很低，已不足以支撑两家工厂，”独立通信分析师付亮对记者说，特别是在中国市场受到中国手机品牌的挤压，索爱普天的就近供应市场的优势（从物流、关税等考虑）已不在，所以采取收缩之策。同时，中国的运营成本也比泰国要高，泰国的手机市场需求也更旺盛，瞄准泰国的需求对其销量的增长将有助力。

　　成本压力

　　近几年，与索爱普天命运类似的，还有三星手机天津工厂、爱普生精工深圳工厂，这些外企陆续关闭，一位手机品牌副总裁刘旭对记者说，“整个低附加值的行业（如组装）向中国以外的国家转移，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

　　Counterpoint研究总监闫占孟表示，转移的路线也是追随更低成本的区域而变化，从早期的日、韩转移到台湾，从台湾转移到中国东部、西部，再转移到东南亚。

　　在行业竞争压力以及自身运营不善的背景下，而企业人力、用地成本上升的趋势，对索爱普天这类企业来说，就格外“敏感”。“现在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的企业都属于办公型的，直接生产的公司几乎没有了，有一定化工污染的企业都往外省市迁移。”上述印刷喷码机的工作人员说。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的相关负责人对记者称，随着产业的兴衰更替，园区早期引进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由于技术更新换代、市场需求的转变、生产成本日益提高等多种因素叠加，产能逐渐消减或向外转移，园区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需求。

　　IT独立分析师唐欣对记者说，目前国内的制造业外迁主要是低端制造业。而像索尼、三星工厂其实属于高端制造业，不能代表我国制造业外迁的案例。这些案例，实际上反映了国际高端制造业竞争格局变化，传统高端制造业巨头面临压力主动进行收缩，简单的说，就是中国高端制造业逐步战胜国外对手。

　　从高端制造业的生产角度来看，国内的产业链是最齐全的，制造成本和质量是平衡得最好的，没有其他国家有相似的竞争力。付亮透露，富士康也在往越南印度转移，从整体来看，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在中国装配带来的效益越来越差，三星、索尼“出逃”中国也与其销量较低有关。“现在越南正在接手从中国转移的制造业产能的盘。三星的天津工厂就是转移到那边，而近几年越南GDP走高，也是制造业产能转移过去的原因。”刘旭说。“整个低附加值的行业（如组装）向中国以外的国家转移，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

　　企业追逐利益，制造工厂则追求低成本，当成本增加之后，工厂会追逐更低成本的区域，向更低成本的区域转移。

　　在孙燕飚看来，现在的泰国、越南形同于2007年的中国。“对于国际品牌，未来的市场是在印度，因为中国消费者已接纳了国产品牌，但印度市场并没有这么认为，原来的索尼、东芝这些品牌在他们心中更加深根蒂固。”

　　（应被访者要求，于慧、刘旭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