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改变美国的种子1982年就已经埋下了(偏长)

　　【文/ 迈克尔·克鲁斯】

　　1982年春，美国陷入了经济衰退的困境——当时刚上任的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被迫在公众持怀疑态度的情况下维护他的经济政策，与此同时，国会成员正在担心美国与苏联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

　　尽管存在着这些不确定因素，但是一群来自顶尖法学院的保守派学生们感受的是机会的降临而并非焦虑。里根成功当选总统，在他的意识形态启发下，学生们做了一些野心勃勃的事情。他们邀请了美国当时最著名的右派学者、法官以及司法部官员们聚集在耶鲁大学的校园里，形成当时自由正统的中心之一。这次会议主要由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斯蒂芬·卡拉布雷西（Steven Calabresi）、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李·利伯曼（Lee Liberman）和大卫·麦金托什（David McIntosh）召集，其余200多人于4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抵达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参加为期三天的研讨会。

　　这次研讨会有个听上去很枯燥的标题——“联邦主义：法律与政治分歧研讨会”，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其他只有一小部分参与者会感兴趣的高等教育研讨会，没有广泛的受众人群或持久的影响力。然而，在这个研讨会上，当发言者谴责那些沿海精英、左派的媒体、法律权威人士以及主张用更多“原旨主义者”形式阅读宪法的人时，在场的人听到了一种全新的声音。

　　时任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助理检察长的特德·奥尔森（Ted Olson）说：“我感到我们正处于历史的某个节点，钟摆自此以后可能会往相反方向摆动。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回顾过去，这个说法被证明是最富远见的。

　　事实上，这就是发生的事情：联邦党人协会（The Federalist Society）的诞生。在此后的36年里，它已经逐渐发展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法律组织之一，因其不仅帮助法学院学生重铸思维，更是不断有意识地将国家的权力转移到右派上来，从而改变美国社会本身。这个组织的成员已经发展至当今的政府以及联邦法院中。第一期研讨会的发言人之一罗伯特·伯克（Robert Bork）被提名至最高法院，尽管最终未被批准。而那个周末的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发言人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则在最高法院中作为保守派的代表。如今，这个国家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中有四位与联邦党人协会紧密联系，随着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从该组织提供的名单中提名的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被确认为大法官，就有五位大法官与该组织有联系了。

　　图为卡瓦诺就任大法官/图源谷歌

　　多年来，联邦党人在逐渐对其起源与目的形成一种统一、谦虚的说法，即他们仅仅作为思想交流的推动者、右派思想的支柱以及一个能够在其中充分辩论的社团，因此不会公开形成党派或者政治立场。这个说法并没有错，但也没有叙述出完整的真相。

　　我们所了解到的关于那个最初的周末是基于对当时在场的人的采访，也包括1982年《哈佛法律与公共政策杂志》中寥寥无几的演讲片段，这些有限的记录，揭示了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从一开始，这些努力都是激进的政治活动，成员们时刻准备着以坚硬的姿态进行战斗。“我认为他们的确视其为一场长期的战斗，”波莫纳学院的政治学家阿曼达·霍利斯-布鲁斯基（Amanda Hollis-Brusky）表示，其著作是一本关于联邦党人协会的《观念自有其后果》（Ideas with Consequences）。

　　这个研讨会的计划（“司法部角度下的联邦制”，“关于实行联邦制的思考”，“联邦制——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它？”）本是狭隘且空泛的，然而实际所讨论的话题却以惊人的准确性预示着国家的法律和文化斗争的到来。

　　例如，曾任耶鲁大学的教授博克（Bork）在成为联邦法官后，谈到“新政的冲击”以及“宪法的绅士化（the gentrif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他认为，堕胎和“可接受的性行为”应当是各州自行决断的事项。在罗伊诉韦德（Roe v. Wade ）一案中，他指出，最高法院“将一个典型的交由地方处理的问题上升至国家，而在堕胎问题上，根本就没有全国性的道德共识，而且也不可能有。”四个月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斯卡利亚（Scalia）就博克发表的以上评判表示，“请记住，联邦政府是优秀的，诀窍在于你能否明智地运用政府的职能。”

　　在那次研讨会上，比演讲的内容更为重要的，也许是成员没有安排时所进行的自由活动。演讲厅外的午宴及晚宴上，人们觥筹交错，陌生人之间也借以了解彼此的工作领域及意识形态。斯卡利亚（Scalia）和博克（Bork）都在抽烟放松的空档，与热情虚心的学生们一起探讨问题。奥尔森（Olson)对我说：“事实上，学生们十分愿意和你一起讨论问题，他们渴望聆听你的观点。并且求知若饥地与你进行对话，这实在令人耳目一新。”领导学院院长、保守派活动家莫顿·布莱克威尔（Morton Blackwel）回忆起那段光彩夺目的时光时说道：“那些思想碰撞产生的火花，是优秀而瞩目的。”

　　毫不夸张地说，这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有效果的一次学生研讨会——再回首，这是一张将年轻的热情与智慧的魅力结合起来以取得深远成果的蓝图。

　　研讨会与最终形成的联邦党人协会的种子其实在两年前就已经播下。1980年的秋天，卡拉布雷西在采访中回忆，对于他问起其耶鲁大学一年级的88名学生是否投票给里根，只有两名学生举手这一状况感到震惊。学生整体的意识形态极度不平衡，还有很多人不愿意公开他们对保守派的支持，这些是其次的。卡拉布雷西说：“重点是我们至少应该成立一个组织来鼓励别人挺身而出。”利伯曼与麦金托什在芝加哥也想到了同样的问题。利伯曼随后接受采访时表示：“里根刚刚上任，但是似乎没有一个学生组织支持他的法律观念，这看上去还是有些奇怪的。”

　　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麦康纳尔（McConnell）告诉我：“所有法学院几乎是一边倒。”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数十年。斯卡利亚当时作为一名法学院中的保守派，在谈起他的感受时，曾向记者琼·比斯基皮奇（Joan Biskupic）叙述：“我感到与世隔离、形单影只，就像一个怪人。”密歇根州前参议员斯宾塞·亚伯拉罕（Spencer Abraham）在20世纪70年代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时，创办了《哈佛法律与公共政策杂志》（Law and Public Policy），在第一卷中将该杂志描述为vox clamantis ，拉丁语中的“在荒野中哭泣的声音。”

　　在这种不平衡的情境下，利伯曼、麦金托什以及卡拉布雷西认为自己在进行“抵抗的运动，”这一说法由丹尼尔·麦克劳林（Danielle McLaughlin）提出，后者曾与迈克尔·艾弗里（Michael Avery）合著了《联邦党人协会：保守派如何从自由派手中夺回法律自主权》（The Federalist Society:How Conservatives Took the Law Back from Liberals）一书。利伯曼、麦金托什与卡拉布雷西三人在耶鲁大学读书时就是朋友。在校期间，他们积极投身于耶鲁政治联盟的建立。而如今，霍利斯·布鲁斯基称，他们开始考虑如何“建立一个合法的反精英”组织。

　　卡拉布雷西告诉里尔（Riehl）：“里根的一项政策是在有战争的国家建立军队，以此来推翻敌人的政权。我认为这一政策与我们在法学院中所做的努力是一致的。”

　　1981年秋天，卡拉布雷西和一些保守派的法学院学生在耶鲁大学成立了一个学生组织。根据后来哈佛大学的期刊所述，有一天在进行午餐时，他们反复讨论组织的名称。诸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社团（The Ludwig von Mises Society）、亚历山大·比克尔社团（The Alexander Bickel Society）或者反联邦主义社团（The Anti-Federalist Society）。然而反联邦主义者在建国之初毕竟是努力分散政府权力的那群人。最后，他们一致同意取名为联邦党人协会，因为它援引了《联邦党人文集》这一名称，并且包含了美国人长期以来关于国家与州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的争辩。

　　卡拉布雷西为这个新生的组织招募了博克作为顾问，他曾担任总检察长和代理总检察长（acting attorney general）（简称）。另外，他们还招募了一位耶鲁大学名声显赫的保守派重要人物拉尔夫·温特（Ralph Winter），他早前曾由里根司法任命。

　　利伯曼与麦金托什经常在芝加哥与身处耶鲁的卡拉布雷西进行电话联系，讨论在异地建立相似的学生组织的事情。利伯曼和麦金托什则雇佣了斯卡利亚作为其组织的顾问。根据比斯基皮奇所著的传记中记载，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斯卡利亚读到了《联邦党人文集》中第四十九篇文章，关于思想的力量是否强大取决于信仰是否足够广泛，文章谈到：“整个人类的理性，与个人的处境是一样的。当我们形单影只时，是谨慎而胆怯的。然而，当我们被愈多人陪伴，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决心与信心就愈强。”斯卡利亚从本质上总结其为“睿智的勇气”，这一定是基于多数人所迸发出的力量。

　　来自德克萨斯大学的法学教授利诺·格拉利亚（Lino Graglia）曾回忆道：“这份邀请听上去的确很有吸引力。”最终，他同意在研讨会上发言，“他们正在尝试聚集一些众所周知的人物。”除此以外，他认为与法学院盛行的自由主义不同，这个研讨会“将向众人介绍保守派的观点，因此，这确实是激动人心的”。麦康纳尔说：“我们渴望表达想法、分享想法、交换想法。”

　　于是，组织开始有了初期的回报。现在他们需要一个更为重要的润滑剂——钱。卡拉布雷西在斯卡利亚的推荐下，联系到了保守派的教育经费管理机构（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Affairs）。斯卡利亚估计它将花费“24,000美元左右。”最终，研讨会成功举办，耗资将尽25，000美元。教育经费管理机构签下的支票涵盖了绝大部分费用，剩下的费用由包括约翰·M.奥林基金会和校际研究所在内的捐赠者们承担。

　　一周半后，利伯曼向博克寄了一封信。信中，她的兴奋之情与雄心壮志溢于言表。同时，利伯曼也迫切地寻求博克的帮助，希望最高法院法官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能够考虑在研讨会上发言。利伯曼随信附上了他们已完成的关于研讨会的提案，提案上指出：“法学院与法律界人士目前主要由正统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引导，这种思想倡导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社会。或许一些法律界的同仁对以上观点持有异议，且目前保守派也没有在这个领域形成一个完整的评价或体系。这次会议的举办，可以作为一个正面回应他们质疑的契机。”

　　《国民评论》刊登了一段短短103个词语的段落，简要介绍了这个即将举行的会议。其中介绍：“任何感兴趣的人（特别是法律专业学生）都应该写下关于联邦党人协会的文章，”并且附上了举办地点。这个消息开始在几十个法学院的学生之间掀起一阵热潮，尽管研讨会还没开始，学生们已经表达了渴望参会的意愿，并开始准备如何展示自己的思考内容。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最终，研讨会在耶鲁大学最大的教室127室举办，尽管不是那个已经“被政府占用”的宽敞的礼堂，不过从这个角度上讲，偏小的面积却也更为合适，因为它将每个人的力量集中在了一起。

　　博克发言道：“这是一场智慧的博弈。自由派掌权时，他们并不避讳利用他们所认为合理并符合政府目标的联邦结构。”

　　而当时保守派是比较失败的。如斯卡利亚所描述：“半个多世纪以来，保守派在联邦层面上的表现一直都很糟糕。”

　　对此，年轻保守派的资深组织者布莱克威尔（Blackwell）告诉研讨会嘉宾解决办法：“要学会如何取胜。”布莱克威尔指出，他作为一名步兵，其受到的政治熏陶均来自那位1964年总统竞选大败的保守派重要人物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他补充道：“如果我们坚信保守派就是正确的，就能够获胜——如同果熟蒂落，胜利也终将会降临在应得的一方身上。我们应该相信加拉哈德爵士（Sir Galahad）的理论：‘我会赢，因为我的心是那样纯洁。’尽管这不是现实世界的运作方式。”而胜利一定是通过法律和司法制度取得的。

　　在第一次的研讨会上，这个演讲就激励了所有在场的听众加入联邦党人协会。温特称其为所见过的耶鲁近20年来“最非凡的聚会”，以至于他们在1982年4月25日离开的那个下午，眼里满是希望。布莱克威尔形容：“我很欣慰，也很乐观。”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使这一切名正言顺。美联社和纽约时报争相对这次会议进行报道，两家媒体主要关注博克的评论，会议举办者也尽快寄送了感谢信。利伯曼与卡拉布雷西在给博克的信中写道：“您的参与，毫无疑问地促成了一个成功的周末。”他们对于自己的意图也十分明确。

　　五个月后，官方的联邦党人协会公布于世，即联邦法律与公共政策研究协会（The Federalist Society for Law & Public Policy Studies），是一家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罗伯特·博克之子查尔斯·博克为组织设计了一个标志，是詹姆斯·麦迪逊的剪影，哈佛大学的期刊叙述：“据说，设计时重新调整了麦迪逊的鼻子，因为麦迪逊的真实形象被认为‘太丑’以至于不能出现在任何宣传册上。”

　　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联邦党人协会在华盛顿设立了办事处，并在15所法学院开设了章节，然后是30所、75所甚至更多法学院。协会对学生和执业律师都开放会员制度。联邦党人协会甚至在《国民评论》中刊登广告、在各个精英机构举办了数不清的研讨会，第一年在芝加哥大学，紧接着是哈佛大学，然后是乔治敦大学、斯坦福大学。人数在逐年增长。

　　图为密歇根大学的联邦党人协会/图源谷歌

　　随着人数增长的还有资金。那群激动人心的右翼捐助者使联邦党人协会不仅仅是重要的学生组织，他们等待这样的组织建立已经很久了。在保守派教育经费管理机构、斯卡维基金会、奥林基金会和布拉德利基金会以及鹿溪基金会的支持下，包括会员费在内的预算超过了100万美元。同样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会员开始在华盛顿工作。组织者们开始认真对待这些最初他们觉得是外来者、而现在看来其实掌握实权的内部人士。最初联邦党人们的信仰在校园中受到排斥，到现在能够使这份对联邦党人协会的忠诚转化为一份证书，里根政府的官员甚至视其为一项能否得到批准的盖章。

　　作为总统的顾问，埃德温·米斯（Edwin Meese）将年轻的联邦党人安排在政府——包括卡拉布雷西，利伯曼和麦金托什都成为了助理总检察长。正如史蒂文·M·特莱斯（Steven M. Teles）在他的《保守法律运动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onservative Legal Movement）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已做好准备，为了“与官僚主义作战。”

　　奥尔森当时即将担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总检察长，并荣登《时代》杂志评选出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同时也是最高法院中审理过60多起案件的律师。在奥尔森位于弗吉尼亚州北部的房子附近，联邦党人协会聚集到一起庆祝这些傲人成绩，包括法学院学生、实习生、著名的法官、书记员、律师以及公职人员在内的所有人共同从第一次研讨会开始回忆——那个在纽黑文度过的周末，正在不断以全新的方式迸发出更强大的力量。奥尔森说：“这些年来，我每到之处都会有人上前告诉我‘我当时在你的后院……’”

　　然而，联邦党人协会的发展不总是一帆风顺的。1987年，一场由自由党领导的参议院运动导致博克在最高法院的提名失败，他们利用博克在罗伊诉韦德案以及研讨会上的发言来挑起事端。这种行为使联邦党人愤怒，但同时也激励了他们。霍利斯-布鲁斯基告诉我：“这次失败使大家重新斗志昂扬起来，”也给一部分空想家当头一棒。同时还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仅有纯洁的意识形态并不能改变司法制度，政治手段也同样重要。

　　近二十年后，联邦党人也通过使某些人离开法院来巩固自己的权力。2005年，联邦党人抗议不属于联邦党人协会（且明显没有完整履历）的哈里特·迈尔斯（Harriet Miers）退出总统乔治·W·布什的候选人提名，并且使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最终获得提名。这件事证明联邦党人协会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此后，阿利托也同斯卡利亚、克拉伦斯·托马斯以及首席大法官（John Roberts）一起，投身于联邦党人协会的工作中。

　　距离最初那场研讨会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毋庸置疑的是，联邦党人协会改变了美国的司法性质，甚至获得了对手们的认可与赞赏。当时任纽约资浅参议员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告诉北卡罗来纳大学大学的博士生瑞尔（Riehl）：“他们确实做到了，我们必须尊重这一点。”卡拉布雷西在联邦党人协会25周年纪念典礼上讲：今日我们的成就远远超出当时所想象的。”斯卡利亚在华盛顿联合车站告诉1800多名集会的成员：“起初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在学术争鸣的杂草中种下了一朵野花，谁能料想到这其实是一棵橡树。”

　　到2016年，我们已经无法否认联邦党人协会的绝对权力。讽刺的是，当斯卡利亚所所预言的这一切成真时，他却再也见不到了。斯卡利亚于2016年2月13日与世长辞，他曾通过最高法院的权力对总统的选举进行制约与平衡。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明白这份权力——但是只有特朗普（Trump）将其发挥到极致。其实他也必须这样做。大老党（美国共和党的别称）内没有人比特朗普更能讨好保守派了，如一位资深民主党人曾支持堕胎权利，特朗普就出面解决这个问题。

　　斯卡利亚逝世后，特朗普在其推特上写道：“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与世长辞，这对于最高法院、保守派甚至全美国都是巨大的损失！”四天后的一次南卡罗来纳州沃尔特伯勒的集会中，特朗普依旧直接地说道：“我们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没有人会接受他的位置突然被另一个不合适的人选所代替。”

　　图为大法官斯卡利亚逝世后举行悼念仪式/图源中新网

　　那么人们应该如何判断“合适”的人选呢？只有依靠联邦党人协会。2016年春天，特朗普以牺牲社会稳定为代价使特德·克鲁兹（Ted Cruz）参与共和党的提名，让其律师唐·麦克加恩（Don McGahn）致电联邦党人协会执行副总裁伦纳德·利奥（Leonard Leo），共同在特朗普大楼举行会议。他们最终定于3月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特朗普希望他在选任总统以后让利奥交给他一份向最高法院递交的大法官候选人的名单。而特朗普的真实意图就是将这项任务转交给联邦党人协会，后者曾为之前的几位共和党总统履行职责，但是没有一位总统像特朗普一样表现得如此毫不隐讳——一位总统候选人大肆宣传反对知识精英，而此群体的确是由这个特定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

　　在利奥的提议下，特朗普于5月公布了一份由11名法官组成的名单。到了9月时，这个名单的人数已经增加到了21人。历史上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这么做过。利奥在《国民评论》采访中说道：“我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举动。”6月，特朗普在后期的选举活动中确保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想法：“这些法官都是由联邦党人协会挑选的，公认的黄金标准。”

　　对于这样一位需要缓和民众对其保守倾向担忧的候选总统来说，这就是特朗普的解决措施。同时，他已经完成了对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的法官确认以及肯尼迪总统退休后对卡瓦诺（Kavanaugh）的提名。

　　回顾那个纽黑文的周末，以及这个组织的成立、发展与壮大，成员们谈起时不禁带着惊喜、满足以及敬畏之情，因其——成就了一位潜在的总统，曾经的纽约花花公子、赌场大亨，以及一份可被接受的法官名单。

　　格拉利亚告诉我：“我记得伦纳德·利奥（Leonard Leo），当时他只是康奈尔大学法学院的一名学生，他是一个很棒的孩子，我没想到他会成为美国大法官的挑选者。”

　　没人可以想像。1982年初，当卡拉布雷西、利伯曼和麦金托什正在与斯卡利亚、温特以及博克就“联邦主义：法律和政治分歧研讨会”进行磋商时，特朗普刚获得在新泽西州大西洋城开设其第一家赌场的资格，并宣称准备购买《纽约每日新闻》，对“特朗普大楼”的建设也即将收尾——其夏季的竣工仪式吸引了市长埃德·科赫（Ed Koch）和州长休·凯里（Hugh Carey）的到场，民主党人称此建筑为第五大道上的“一等一”的建筑,并赞美大楼的开发商特朗普“果决而富有智慧。”

　　如今，卡拉布雷西是西北大学的法学教授。利伯曼（现为利伯曼·奥蒂斯）当选联邦党人协会的高级副总裁。麦金托什任成长协会的主席。特朗普则当上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在最高法院中确认了一名大法官，而他准备再安排两名——甚至最终可能是四名大法官。这将导致最高法院与联邦党人协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图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立场倾向比较/图源苹果日报

　　这是一个看似奇怪却近乎完美的搭配——冲动但精明的特朗普与足智多谋、有条理的联邦党人协会。诚然，特朗普基于很多原因当选了总统，但其中最大的推动力是联邦党人协会的认可。没有这份认可，他或许就没有如今的身份了。

　　而与之对应的是联邦党人协会如果没有得到特朗普的支持，同样不能发展得如此顺利。对于保守派是否已经成就了他们最初在各个法学院发展时的目标，其实是一个开放性问题。而特朗普似乎并不赞同他们关于小政府以及各州的权力的看法，也不赞成那些严谨的学术观点，或许他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执政生涯。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特朗普的影响力将远超过其任期，甚至持续数十年。从执政表现上看——特朗普占据了最高法院中最重要的席位——这是联邦党人协会之于法院史无前例的深刻影响力。因为联邦党人协会，特朗普得以改变这个国家。

　　【本文发表于2018年9/10月号《政客杂志》（Politico Magazine)，作者：Michael Kruse，翻译：马尚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