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眼中的中国”：宫颈癌疫苗背后的中澳科学家友谊

宫颈癌是全世界导致妇女死亡的第二大癌症，其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每年，全世界约有50万女性被诊断为宫颈癌，其中25万多人死亡，中国每年宫颈癌新发病例约13万人。宫颈癌疫苗的发明为人类卫生与健康作出了重大贡献。1991年，昆士兰大学免疫和代谢研究所的伊恩·弗雷泽教授和华人科学家周健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完成了宫颈癌疫苗技术的研发。

作为宫颈癌疫苗的共同发明者，伊恩·弗雷泽在2006年被评为“年度澳大利亚人”，同时，他还获得了总理科学奖和巴尔赞奖。2018年，伊恩·弗雷泽当选爱丁堡皇家学会成员。伊恩·弗雷泽说，“科学不分国界，无论你来自于中国还是澳大利亚，我们都在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伊恩·弗雷泽教授在实验室进行研究（摄影 李燕云）

怀揣物理学家梦后而从医

伊恩·弗雷泽出生于苏格兰的一个医学家庭。父亲是医生和病理学家，也是世界上最早在病理学实验室和肾透析室使用计算机的病理学家之一。他的母亲是一位科学家，主要研究糖尿病对人体神经产生的影响。这种充满探索和创新精神的家庭氛围使弗雷泽从小就对宇宙与人类的关系充满好奇心。

怀揣着对宇宙的憧憬和成为一名天体物理学家的梦想，在初入大学时，弗雷泽选择了物理学专业并于1974年获得爱丁堡大学理学学士学位。“我希望能探索世界，弄清楚世间万物的规律，可是学物理实验太少了，我发现其实我更适合学医学。”弗雷泽笑称，“我的父母虽然尊重我成为一名天体物理学家的梦想，但当我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领域时，我发现他们其实更希望我也成为一名医学工作者。”

1977年，弗雷泽获得爱丁堡大学医学学位并成为了一名肾脏病科医生。1980年，他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医学研究所开始了为期五年的病理学研究学习。1985年，弗雷泽成为昆士兰大学的一名讲师并成立了研究病毒感染的实验室，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免疫学研究工作。

宫颈癌疫苗发明者伊恩·弗雷泽接受人民网专访（摄影 李燕云）

在剑桥遇到改变一生的中国挚友

遇到科研合作伙伴周健是在1989年的时候，打算休假的弗雷泽选择去剑桥度过6个月的时光。弗雷泽师从马丁·伊万和玛格丽特·斯坦利，合作研究乳头瘤病毒。而与此同时，隔壁实验室一对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夫妇也开始了他们在剑桥的科研工作。

“第一次在剑桥遇到周健和孙小依时，他们俩正在埋头苦干搞研究。我当时很受触动，因为这对中国夫妇不管工作日还是周末都在没日没夜的做研究，我们在这一点上真的很像。”弗雷泽想，周健精通病毒学研究，他自己擅长免疫学。如果一起合作的话，对于对方来说都是遇到了对的合作伙伴。

同样怀揣着对于科学的痴狂与热爱的年轻人在剑桥一拍即合，弗雷泽邀请周健到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研究室一同工作，一起解决实验难题。研制宫颈癌疫苗首先最难的工作是合成HPV病毒（人体乳头瘤病毒），而这种一旦离开活细胞体便立即死亡的病毒根本无法顺利提取，更别说获得基因组来研制疫苗。苦苦研究半年无果的周健夫妇终于想到了人工合成HPV病毒的办法。同HPV病毒相似的病毒样颗粒已经合成成功，擅长免疫学的弗雷泽最担心的是病毒样颗粒所产生的免疫反应是否能够让它制成疫苗。

1993年，这一免疫反应在动物实验中被证明有效，2006年，宫颈癌疫苗首先在澳大利亚被获准上市。随后的一年时间，世界上的80多个国家都开始了宫颈癌疫苗的使用。而早在1999年，周健在回国进行学术访问时意外去世，弗雷泽甚为痛惜，“周健不仅仅是我的同事、挚友，他为宫颈癌疫苗的研究贡献了太多。”

伊恩·弗雷泽教授在实验室进行研究（摄影 李燕云）

从医四十年 见证中国医疗创新不断飞跃

弗雷泽从事医学研究工作已逾四十年，而中国改革发放四十年的迅猛发展让弗雷泽觉得，同中国科学家和中国企业合作是绝佳的选择。

目前，该疫苗已在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投入使用，中国也已正式批准了宫颈癌疫苗的应用。2018年，弗雷泽与中国深圳的医疗机构展开合作研发宫颈癌治疗性疫苗。这次访问中国距离他第一次随周健夫妇到中国已经过去25年，伊恩认为中国、尤其是中国医疗创新领域的发展用日新月异已不足以形容。

“当我第一次去中国时，周健和孙小依带我去了阳岱峰，我知道毛泽东也喜欢那个地方。当时的温州只是一个很小的城市，没有现在这么多高楼大厦。当你现在再去温州，你会看到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来来往往是说着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年轻人。25年前，中国科学家们在政策支持下远赴西方国家学习科学技术，学成归国建设家乡；25年后，全世界的人都向往着去中国发展，中国是一个不论科学技术还是其他方面，都蕴含着无限可能的国家。”

伊恩说，“我的许多学生都是来自中国，中国的学生和科学家勤奋且努力，中国是澳大利亚科学发展的亲密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