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前苏联军事威胁 毛泽东从哪两篇古文得到启示

　　毛泽东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网，作者：刘修明，原题：毛泽东“文革”期间嘱印“大字本”古籍的回忆，节选

　　1973年8月5日至1974年7月为“法家著作”注释期。这期间共选注了自先秦至近代的“法家著作”26篇，包括《商君书》、《韩非子》、《荀子》、晁错、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李贽、王夫之、章炳麟等人的著作。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同日就布置了《封建论》的注释任务。以后(从1973年8月至9月底)相继布置的章炳麟的《秦献记》、《秦政记》，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秦始皇》，韩愈的《石鼓歌》，柳宗元的《咏荆轲》，都是为了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

　　从1974年3月开始，到7月为止，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布置点校注释了包括东汉思想家王充所著《论衡》中的《问孔》和《刺孟》；《韩非子》中的《说难》(1974年4月4日布置)、《孤愤》(1974年4月布置)、《忠孝》和《说疑》，此外，还包括了荀子和商鞅的文章，以及柳宗元的《天说》(1974年7月布置)和刘禹锡的《天论》(时间同前)。1974年7月，毛泽东还布置印制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提倡“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

　　面对当时来自北方的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还重视历史经验的启示，这就是1974年6月布置的西汉政治家晁错的两篇文章《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和《上书言兵事》。前文主旨是说为了抗击匈奴入侵，必须移民实边，屯戍边塞，“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确保“制边县备敌”。这样，既可节省国家开支，又能增强边防能力。

　　后文主旨是总结汉兴以来同匈奴作战的历史经验，具体分析了汉朝与匈奴双方军队的长处与短处，认为汉朝军队在数量上超过匈奴，只要发挥自己长处，就有可能打败侵略者。(《当代中国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