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顾问：安倍离世后 右翼不会主导自民党决策

　　在前首相安倍 晋三遇刺身亡后，日本参议院选举于7月10日如期进行。由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获得超过半数席位。

　　9日下午，安倍的遗体被运抵其在东京的家中。身着黑衣的自民党政调会长、“安倍派”青年一代的代表人物高市早苗和总务会长福田达夫等人列队迎接。

　　现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天继续其在山梨县的最后竞选活动，但整体氛围已大异前日。在台下森严的安保戒备中，臂戴黑纱的岸田表示，“绝不屈服于暴力，将站在大家面前持续呼吁至最后”。

　　不过，在庆应义塾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细谷雄一看来，即使自民党在本次选举中取得大胜，此结果也与安倍遇刺前的民调一致，并不意味着日本的政治进程发生了转变。

　　细谷雄一曾是安倍在外交、安保政策上的重要顾问。长时间担任自民党政策顾问的他自2013年以来，先后出任国家安全会议顾问委员会和安保基础法律改革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安倍组建日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全过程。

　　细谷雄一（图片来源：细谷雄一个人网站）

　　细谷雄一7月9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坦言，安倍是一个右翼民族主义政治人物。但自从2012年开始其第二个首相任期以来，他将日本的国家利益置于自己的意识形态之上，任用二阶俊博、岸田文雄等“鸽派”人物，一方面获取了党内最广泛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日本和中国、俄罗斯等非西方国家修复关系、加强合作。

　　第一任期失败后安倍寻求改变右翼政客形象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指出，在安倍担任首相之前，日本的外交政策只是“双边关系的拼凑”。直到他执政时期，日本才形成了全球性的长期外交战略，这也是安倍留给日本最重要的遗产。安倍构建的日本外交战略不是一蹴而就的，作为这一过程的参与者，你觉得安倍政府是如何在外交战略上取得较大突破的？

　　细谷雄一： 2014年以来，我作为顾问委员会成员参与了安倍政府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局的过程。我扮演的角色微不足道，但我因此得以近距离观察安倍政府的外交、安保事务决策。

　　要理解安倍对日本外交政策和战略的调整，首先要注意安倍的“超长任期”其实包括两个执政期间。在2006年第一次组阁时，他上台一年即宣告失败，在短暂的任期内无法赢得任何全国性选举的胜利。而2012年12月第二次安倍政府组建以来，他连续执政7年零8个月，做出较多成绩。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第一次执政的失败让他意识到，如果他想带领日本前行，就需要有非常强大的政治基础。

　　对比他的两个执政阶段就会发现，他的第一个任期偏意识形态化、偏右翼，第二个任期则务实得多。毋庸讳言，直到安倍第二次成为首相前，其形象一直是右翼民族主义政客。所以当时全球范围内都有对他再次成为首相的担忧。但事实上，他变得更加务实，显得更加温和，试图在不同群体、不同利益之间寻找平衡。我认为他理解了务实的必要性，其目标是试图维持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府。

　　因而，他第二个任期任用的不少内阁大臣，包括主持自民党工作的前干事长二阶俊博，都是来自自民党其他派系、被视为温和鸽派的政治家。一方面，安倍因此在自民党中获得了最广泛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使得安倍政府变得更具有多元的全球化视野，外交政策变得更务实。

　　此外，通过任用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安倍有效地管理了日本政府的官僚体系。在日本政治中，政府内部的争斗非常激烈，首相的角色一度是非常弱势的。上世纪90年代，首相很难推行自己的政策，其主要职能是协调部门之间的矛盾。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政治体制经历了改革，首相成为主要的政策制订者。但紧接着，权力结构变为了“内阁官房长官中心”，因为首相本人并不直接接触官僚体系，而内阁官房长官上达首相，下达整个官僚体系。因而，麻生太郎以来历任日本首相执政成败的关键是，能否找到最合适的、可信赖的内阁官房长官。

　　自安倍的第二个任期始，菅义伟成为这个关键人物。他并非是一名成功的首相，但却是一位非常尽职的内阁官房长官。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安倍和菅义伟有效管理官僚体系的一个例子。在日本政府的外交、安保部门中，部门间的争斗非常严重，而国家安全委员会让首相可以直接控制外交、安保决策的制订过程，尤其是可以直接控制具体的官僚。

　　国安委建立后，安倍每周都能收到来自其秘书机构国家安全局官员直接递交的简报，这些官员直接对首相汇报，有很高的忠诚度，而传统意义上的外务省、防卫省官僚，则更多的对外务相、防卫相负责。我至今认为，建立国安委是安倍有效决策外交、安保事务的关键。

　　安倍离世后，右翼无法主导自民党决策

　　中国新闻周刊：安倍执政期间，其外交政策在日本国内也受到不少批评。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都有人批评他“软弱”。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细谷雄一： 安倍对中国崛起有所理解，并且明白日本政府需要充分理解东亚地缘的权力关系变化。日本政府会担忧中国的崛起将改变地区局势，因而有一系列应对方式，特别是加强和美国的盟友关系。但我不觉得安倍有意阻止中国崛起的进程，因而中日关系能在他任内得到修复，中日经贸关系能保持稳定发展。

　　我想强调两个细节。2006年10月开始第一个首相任期时，安倍在访问美国之前先访问了中国，当时中日关系因其前任小泉纯一郎的破坏而陷入低谷。

　　之后是2013年11月，安倍邀请中国学生严俊到首相官邸作客并为他颁奖，对他表示感谢，因为他在台风中勇敢营救了一名溺水的日本男孩。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对严俊表示了赞扬，说“中日两国人民在遇到困难时相互帮助，反映了两国人民希望和平友好、和睦相处的愿望”。在中日关系处于低谷时，安倍采取这样的举动，是为了表达一种善意。

　　我认为，正是安倍的这些行为，维持住了中日之间的某种信任，最终使双方能在2014年达成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的共识协议。从那时起，基于这一协议，中日双方拥有了建立更好的双边关系的基础。

　　我也看到关于安倍在美国领导人面前“卑躬屈膝”的批评。但在我看来，这是他为强化美日同盟关系做出的努力。或许你还记得，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最初激烈地反对各种同盟关系，也无意推动美日同盟关系的发展。正是安倍的积极行动，最终使特朗普改变了主意。但另一方面，安倍政府在美国“退群”后继续推动TPP和CPTTP落地，不管美国政府有多不喜欢它。如果安倍只是一味地对美软弱，他是不会坚持这些政策的。

　　中国新闻周刊：安倍离世后，有一些声音担忧，这一突发事件会刺激右翼选票，让右翼观点主导自民党的外交决策，从而为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你认同这种观点吗？

　　细谷雄一： 简短的回答是，不会有这样的负面影响。岸田文雄领导下的自民党，右翼民族主义者不会具有你所提到的这种影响力。

　　安倍在自民党内一直代表右翼的、保守的声音，这个群体总体上要求维持甚至加强对中国的强硬政策。但另一方面，安倍完全理解中国在本地区的重要性，因为他总是试图优先考虑日本的国家利益，而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他在任内重用了和中国关系密切的二阶俊博，以及被视为鸽派的岸田文雄，这些人都超出了右翼的范畴。

　　现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代表党内的年轻一代，自由主义者而非保守主义者将主导决策。这个群体在外交政策上更加灵活，不追求意识形态化，所以我们可以期待未来日本政府采取更灵活、务实的对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