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是否应该成为政绩考核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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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3月20日 0818　　来源：中国青年报

    幸福感眼看要成政绩考核指标
    一些社会人士提出行政手段不宜过多干预老百姓生活的主观感受

    新的五年规划———“十一五规划”甫一出台，各种微妙的变化像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变化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开始关心人民的幸福（感）问题。
&n <TABLE cellPadding=3 align=left border=0><TBODY><TR><TD><!--广告内容开始--><!--广告内容结束--></TD></TR></TBODY></TABLE>bsp;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些省市领导在发言时纷纷表示，要把当地人民的“幸福指数”纳入对政府工作的考核。

    3月6日，《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幸福正向我们走来》，文中预测“你幸福吗”有可能在今后几年代替“你吃了吗”，成为百姓生活中最常用的问候语。
    人民的生活感受受到为官执政者的重视，实在是我们社会进步的一个反映。不过，把幸福弄成一个指数，甚至和政绩考核挂起钩来，却让人不免有些担忧：一直以来，GDP是一项很硬的政绩考核指标，这个指标统计口径清楚，算起来比较容易，而“幸福”是个务虚的概念，怎么计量？记者发现，关于“幸福”的定义，目前被引用较多的一个，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提出来的：“幸福是灵魂的一种香味。”很多人不免担心，要是真的统计起来，不要说对“灵魂”、“香味”这些抽象的概念无从下手，即便是“你幸福吗”、“你有多幸福”这类问题，也让很多人无法回答。
    在对幸福的探索上，深圳市已经率先进行了尝试。为了让“和谐”和“幸福”成为反映老百姓生活质量的可操作指标，深圳市从去年起开始实施“和谐深圳创新工程”，主要任务就是解决如何测量“和谐”和“幸福”的问题。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的乐正院长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他认为，幸福指数改变了过去单纯计算GDP的统计方式，增加了人文因素，更加关注个人的主观感受，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据他介绍，美、英两国都已经开始研究“幸福感”这一软指标。他们希望将来“幸福感”能与GDP一样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
    正是因为全世界对“幸福感”的研究都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没有太多可以借鉴的经验。乐正院长告诉记者，现阶段，深圳市的“和谐指数”、“幸福指数”的设计研发工作都由市社科院负责，后期的执行工作主要由深圳市统计局负责。
    研究人员把“和谐指数”和“幸福指数”细化成“社会和谐量表”和“个人幸福量表”。“社会和谐量表”中的20多个问题，包括社会公平、公共安全、身心健康等方面；“个人幸福量表”则更加侧重于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心态、归属感等主观感受。“个人幸福量表”的操作比较复杂，所以关于幸福指数方面的数据，将全部由深圳社会科学院负责调查和发布。“幸福指数不太可能全国统一标准。”乐正研究发现，幸福感在不同地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经济条件下，会表现得很不一样。他估计，这可能会增加幸福感在测量统计方面的难度。
    除深圳市之外，北京、西安等城市也相继开始着手“幸福感”的落实工作。北京市统计局在今年2月发布了《北京市和谐社会状况调查》。调查显示，北京市和谐社会指数呈现平稳提升态势，68．2％的被调查者表示生活幸福。
    西安市市长孙清云在今年该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大力提高全市人民的幸福指数”。记者从西安市统计局了解到，关于幸福指数如何具体化、操作化一事，统计局办公室还没有接到有关通知。不过，他们最近刚刚组建了一个新的办公室———社情民意办公室。据悉，这一部门的成立可能和即将纳入政府工作的“幸福指数”有关。
    在各地政府纷纷把幸福感作为政绩考核指标的同时，记者也听到了一些来自民意调查业内人士的声音。零点调查公司两年前就开始了对公众“幸福感”的监测，集团董事长袁岳认为，政府关心民生福利、民众感受，这肯定是件好事，但如果要把“幸福感”作为政府工作的目标来追求，则显得有些不妥。
    他解释说，幸福感和GDP存在显著区别。GDP能直接反映出经济发展速度，而幸福感的高低和人们的收入水平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近两年来，国内很多研究机构得出的共识是，有钱人不幸福，没钱的人更不幸福。感觉最幸福的是社会的中层———小康群体。”零点公司近两年的研究也发现，幸福感最强的是小城镇居民，其次是一部分农村居民，相比较而言，大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最差。
    问题的核心在于，幸福感会不会像人们预期的那样，随着政府提高投入、加大重视，保持持续增长呢？
    袁岳说，现在政府对幸福感的关注是基于这样的假设：我为老百姓多做事、做好事，他们的幸福感就会增加。但是据国外资料显示，随着经济发达程度的不断提高，公众幸福感会稳中有降。
    道理很简单。随着人们经济条件的改善和视野的开阔，大家的需求会更加多元，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变得更为苛刻。从已有数据来看，伴随着社会发展，公众幸福感下降几乎是无可避免的。
    关于政府是否应该解决公众的“幸福”问题，各方观点也存在着分歧。中国社科院马列所所长李崇富认为，在当前的中国，解决人们的幸福问题，政府依然是主导。而袁岳却坚持认为，行政手段不应该过多干预老百姓生活的主观感受。全国政协委员、作家张贤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指出：“政府应该实施公平公正的政治举措，财务公开，官员廉洁，解决好社会治安、医疗、教育等一系列问题。能做好这些，就行了。”     对待老百姓的幸福问题，温家宝总理的一句话值得我们反复思量：“形势稍好，尤需兢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