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春丹 【侠客岛按】 9月13日，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农牧渔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林乎加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今天，他的遗体在京火化。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代表人物之一，林乎加的故事相信大家一定有所耳闻。他是唯一一位曾主政京、津、沪的市委书记，被戏称为“救火队长”。他还是中国扶贫事业的奠基人，为“三西”（甘肃的河西、定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的扶贫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侠客岛推荐《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作者详细采访了其生前共事过的同事、几任秘书，为我们了解林乎加老人提供了一个更加细致的视角。文章很长，但很生动，希望大家看完能有所得。 1961年，林乎加（前右）、田家英（左一）在浙江调研 9月13日早上7点零6分，林乎加在农业部期间的秘书、农业部兽医局原局长贾幼陵接到林乎加小女儿林大建发来的短信：老爸今早4点43分去世了，走得很安详，特告。 林乎加，原中顾委委员之一，唯一一位曾主政京、津、沪的市委书记。此时，距他年满102周岁，只有三个月了。 他去世的消息很快传开，网上开始出现悼念文章，多是感激他在恢复高考的时候扩大了京津两地的招生名额，改变无数青年命运的。 但是，了解林乎加的人都认为，这其实并不是他最显著的政绩。 改革开放初期，他临危受命，在两年之内接连主政上海、天津、北京，都是为了“扭转被动局面”，被戏称为“灭火队员”。此后他调任农业部，贡献卓著，有人说，中国农业农村改革出了两位老人，一位是力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杜润生，另一位就是力促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林乎加。 林乎加没有留下任何专著和文选，没有回忆录，没有传记。很多人对这位世纪老人已完全陌生，但这个名字已经和改革开放初期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不能分开。 懂经济的干部 1964年12月底，毛泽东决定组建一个“计划参谋部”，又称“小计委”，负责抓大的战略问题，国家计委（即“大计委”）则主要负责日常事务。在隶属上，毛泽东特别交代，“小计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工作。 毛泽东亲自点名，让林乎加到“小计委”当副主任，负责全国的农业工作。 当时，林乎加抓农业已是名声在外。 林乎加1916年12月生于山东长岛，小学毕业后当学徒，自学达到高中程度。1937年，他在山东参加革命。建国后，他从1956年8月起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主抓农业，雷厉风行。到1965年，浙江省内的粮食供应取消了粮票。 “小计委”编制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其中农业部分就是林乎加主持编制的。 1967年1月，浙江造反派来北京揪斗林乎加，林乎加说：“我在浙江工作了这么多年，管农业管了这么多年，我要回去，有什么错误，就检查什么错误。”回去后，他多次挨批斗。后来他对孩子说：“我在浙江当书记的时候，把浙江省的各个县都跑遍了。这次我又把浙江的各个县都跑了一遍。”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解放了一批干部。1972年，林乎加回到北京，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协助余秋里的工作。 1975年，邓小平领导整顿，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批邓”开始后，这篇报告被打成“三大毒草”之一，国家计委成为批判重点。 当时，余秋里因心脏病到广州休养，林乎加开始主持计委工作。他整日与造反派周旋，斗智斗勇，既不能不作检查，也不能检查得太多。 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出中央工作组，由彭冲、苏振华、倪志福负责，接管上海市。倪志福到国家计委找余秋里，希望他推荐一位懂经济工作的副主任，余秋里推荐了林乎加。 这是因为，林乎加在“文革”期间表现非常好，对“四人帮”斗争坚决。而且，懂经济，业务好，能力强。还有，他在浙江工作时间长，如果上海需要浙江支援，就地联系方便。 最终，中央、国务院二十多个部委及北京市委共100余人组成了工作组。10月23日，苏、倪、彭分别回去参加中央和江苏省庆祝粉碎“四人帮”胜利大会，林乎加和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暂时负责中央工作组的日常工作。 时任轻工业部计划组组长陈锦华、机械局局长谢红胜等是首批参加工作组的。今年100岁的谢红胜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中央工作组集中住在延安饭店，这是部队的招待所，条件简陋，房间少，除部长外都是两人一间。林乎加性格直爽，有话就直说，有意见就讲，工作安排也明明白白，没有听到谁工作中跟他有矛盾。“我很喜欢这样的干部，相处起来很好。” 工作组进驻上棉31厂后，一进厂就被群众围住了，两派的人都去找，逼工作组表态。有人扬言：“工作组进厂12小时给他颜色看。”12小时后，厂里就着了火。 林乎加马上召集工作组开会，听完汇报，他说：“工作组的同志要深入群众，各种意见都要听，这些单位领导绝大多数是执行问题，要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把他们拉过来，让他们揭批‘四人帮’，即使有严重问题的人，也要争取过来，集中火力对准‘四人帮’。” 1977年“五一”前夕，中央工作组成员大部分相继撤离上海，返回原机关。林乎加、严佑民留下，担任上海市委书记。8月，林乎加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2010年，严佑民的儿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研究员李海文为写《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去林乎加家中访问了他。 当时林乎加已94岁，但脑子非常清楚。采访完，林乎加不让李海文走，非要留她吃饭。林乎加身体不错，能自己慢慢走到饭厅，吃饭时还给她夹菜，要她多吃点。并拿出一个大本子，要她把自己的名字、电话、单位等写上。见她先吃完，林乎加说：“你可以走了。”李海文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笑了起来。 1977年11月许家屯与林乎加（左二）、苏振华、彭冲等在无锡 从上海到天津 当时，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各地都在争取上钢铁厂项目。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陈锦华等上海市领导都去做工作，一到北京就去找有关领导，中央领导一到上海就汇报，终于争取到宝钢项目落户上海。 为了落实宝钢项目，1978年三四月间，中央派出以林乎加为团长、房维中等为副团长、段云为顾问的“中国经济代表团”到日本考察。 6月1日，华国锋、邓小平等领导人听取了林乎加等的汇报。考察报告总结日本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三条主要经验是：大胆地引进新技术，充分利用国外资金，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考察团认为，日本采取“拿来主义”后来居上，我们在技术上也可以采取“拿来主义”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拿过来。日本可以充分地运用国外资金，我们在保持国家主权的条件下，也可以灵活地运用国外资金。 华国锋说，林乎加同志提了很好的意见。他还说：“我认为，用外汇进口新技术，可以加一些；利用外资，胆也要大一些。” 随后邓小平讲话。他说，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那个东西没危险。林乎加同志说得对，只要有产品，就没有危险，就不怕还不上钱。抢回一年时间，就补偿有余。思想要解放。 当月，林乎加由上海调任天津，接替“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解学恭，担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天津市革委会主任。 林乎加工作起来不分昼夜，白天在区内查看民情，夜间听各局委主要干部汇报，而且不许他们带秘书。7月，新华社报道称，调整加强后的中共天津市委短期内扭转“一年零八个月”的被动局面。 1978年9月20日，邓小平在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左二）等陪同下，视察天津市河北区黄纬路居民住宅建设工地 到天津上任后，很多人向林乎加反映，高考中分数及格的考生很多，但天津市的招生名额太少，这些人进不了大学。林乎加专门召开了一次教育口会议，把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领导也请来，讨论有没有可能扩大招生。 得知主要原因是校舍和宿舍容纳不下，而教师资源是足够的，林乎加说，可以招走读生来解决宿舍问题。大多数与会者都非常支持，但教育部有顾虑，怕不能保证教学质量。林乎加坚称，这些学生是经过考试超过及格线的，与“文革”中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情况完全不同。 恰巧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在天津住了两天，林乎加便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很快批示：这是好事情，国家财政又不拿钱，可以让他们试试嘛！ 于是，天津依托已有大学，自筹资金办了10所分校，扩招了8000名学生。 为“四五运动”平反 一天，林乎加正在主持天津市委会议，中途接到电话，让他马上到北京去。他说：“我正在开会，开完会再去吧。”对方说不行，要他马上赶到。 10月7日，中央决定免去吴德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职务。9日，林乎加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时任北京市政协主席白介夫曾说，林乎加来得很突然，北京市委常委都不知道他要来。 2001年2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傅颐在林乎加家中采访了他。傅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林乎加记忆力很好，对细节记得很清晰，说话带一点山东口音，人很风趣。采访结束时，傅颐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林乎加指着她的录音机说：“别忘了收好你的武器，这就像我们打日本鬼子时候的武器。”之后，林乎加审阅核实了傅颐的采访记录，说准确、认真，没有意见。根据这次采访，傅颐写成文章，披露了当时的情形。 到北京后，华国锋找林乎加谈话。他说：“刚刚到天津，现在又调你到北京。”林乎加说：“屁股还没坐稳呢。”华国锋说，北京市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有的干部对吴德同志有意见，有些问题要让他讲清楚。吴德同志又讲不清楚。他怎么能讲得清楚呢？那个时候是上面命令的，他是奉命执行。吴德同志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主持工作了。你过去在上海，现在在天津工作。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城市各方面的工作是当务之急。中央研究的意见，认为你到北京工作比较合适。 林乎加说，天津的工作到现在还焦头烂额，没什么头绪，北京的情况自己接触很少，很多情况不了解。华国锋说，全国都是这样，中央考虑过了，已经决定了。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听了林乎加的汇报。林乎加谈了面临的困难，李先念说：“哎呀，这些事情我天天都能碰到。你解决不了，你找我，我给你想办法解决。你过去在计委工作过，有什么问题你自己去和计委打交道，大事你找国锋同志、小平同志。”邓小平说：“大家都熟悉了，都知道了，有事商量就是了。” 林乎加到职后，开始为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复会做准备。11月上中旬，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吴德到会作了补充检讨。当时社会上议论最尖锐的是“四五运动”的平反问题。大家都对林乎加寄予厚望，希望市委能对“四五运动”有个新说法。 北京市委开始没有表态，很慎重，在会议结束时才做出决定。11月12日左右，林乎加和时任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给华国锋及几位党中央副主席写了报告。报告说：“在吴德同志主持工作时，就已经准备平反，现在会上又提到这个要求，我们是支持的。”并附上报告稿和报道稿。中央予以批准。 11月13日晚，最后拟定会议公报时，又添加了带有平反含义的一段文字（此前华国锋的基本态度是不涉及定性、解放大多数）。14日上午，林乎加、贾庭三又将事情原委以特急件方式上报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获得同意。 14日下午开总结会。贾庭三讲到后面就开始脱稿，从桌边拿起一张纸，念了一段话：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贾庭三的这段话。新华社又更进一步，以鲜明的标题发出通稿。在这样的形势下，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为“四五运动”平反。 唯一让林乎加觉得遗憾的是，贾庭三讲那段话时，应该加上“经中共中央批准”。 主政北京 林乎加调到北京时，1978级高考新生已经入学。和天津相比，北京达到及格线而未能录取的考生更多，社会反映更强烈。 林乎加在市委会议上介绍了天津办分校的做法。经广泛协商，北京市决定，每个城区至少腾出两所中学给大学办分校，有条件的局、办和大企业也要尽量提供校舍。教学经费需要好几千万，北京市压缩了行政费用，还挤占了基本建设经费。当时基建方面的负责人曾表示为难，最后还是服从了市委的决定。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总第870期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8-9-26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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