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红卫兵虐打 文革时鲁迅之弟求死始末

绝了

新客户展示位
更多广告请点击
中文黄页

有您的支持
我们会做得更好

鲁迅之弟周作人在抗战结束后，1945年12月于北京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1949年初获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作人从事翻译和写作，以稿费维持生计。文革中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抽打。81岁的周作人两次向派出所递交“呈文”恳请恩准他服用安眠药，进行“安乐死”。周作人最终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凤凰大视野》文字实录：

晚年周作人与长孙合影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周作人1917年到北大，教授欧洲文学史等等课程，他清新淡雅的白话文曾经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当中呢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1945年周作人因抗战期间担任伪职，被中华民国最高法院审判，以汉奸罪判入狱十年，1949年1月，解放军进军长江北岸，南京危在旦夕。根据国民党的绥靖区疏散条例，战争危险地区要疏散监狱，有期徒刑犯人可以担保释放，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被保释出狱了。解说：1949年的1月26号是腊月二十八，两天后就是农历新年了，在满街的鞭炮声中，周作人走出了被他视作闭关1150天的南京老虎桥监狱。

张铁荣（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从南京监狱出来先到上海，因为北京还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在上海期间呢住在一个叫尤炳奇的一个他的崇拜者，也算是学生的家。解说：刚刚出狱的周作人，就此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而更令周作人踌躇的是自己今后的去留出路问题，此时老友胡适也从解放军重兵包围下的北平，辗转来到了上海。

张菊香（《周作人年谱》作者）：胡适曾经托人想跟他见面，他婉辞谢绝了，后来呢胡适呢又曾经托人请周作人和他一起到另外一个朋友家去，说呢不管你到香港还是到台湾，都可以有教授的职位。
解说：胡适希望周作人离开大陆，而周作人的回复却出乎胡适的意料。
耿傅明（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他希望胡适呢能留下来，不要出国，他认为这是他报答当年胡适劝他，不要附逆的一个人情。
解说：附逆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变节投敌，这里是指在抗战期间，周作人留在北平，给日本人担任伪职的那段历史，胡适在抗战之初，周作人去留难断时，也曾经有过出于友情，劝他选择离开的经历。
止庵：胡适曾经给他写过一首诗，就说这个这诗的意思就说，其中提到智者识的重与轻，就是说你是个智者，你知道走的这个轻重，留在北京照顾你家人这个是轻，你离开这到大后方去是重。解说：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的高校开始大规模西迁，看到同事们扶老携幼，纷纷离开北平，周作人思想上也一度犹豫过，然而周母鲁瑞不愿南行，再加上鲁迅的前妻和周建人的前妻子女都在周家，妇孺家眷众多，南下的确困难，平安无事一动不如一静，这是周作人的结论，倒也暗合他的天性。
耿傅明：喜欢这么一种安稳这么一种平静的生活，不愿意过那么一种动荡的逃难的生活有关系，也可以说是贪图安逸的这么一个人。
张铁荣：严格的说呢他还是比较软弱的人，比较那个喜欢书斋的干净，生活的安逸的人。

止庵：生活比较规律，比较单调比较，就是一个学者型的人，所以有时候说他是像这个古庙里的老僧似的。
解说：然而这个看似老僧的学者在民国初兴之时，参与的新文化运动中也曾经是不可或缺的主将，他站在文学革命的前沿，有主张人的文学，到呼唤思想革命，指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胡适说周作人“用最平实伟大的宣言，概括了中国新文化理念的两个中心思想”即“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
日据时期，周作人把自己的书斋改名为苦住庵，然而即使是老僧，仍要为了庵里的老小出门化斋，随着局势的恶化，留驻北平教授的津贴被终止了。张菊香：所以很快的他就把燕京大学的教授，客座教授的职位辞了，然后呢就出任了北大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这些伪职，甚至于后来还当了伪国民政府的政府委员。

解说：抗战时期的附逆是周作人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最高法院宣判，周作人通谋敌国，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权十年。几年之后，面对国民政府大势已去的时局，又是一个去留两难的关头，周作人与胡适这两位结交了30余年的老友，在这人生的重要时刻他们将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呢？
胡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胡适他要走，因为他这个他，不仅仅是他几十年对自己的一个政治行为，政治言论的一个总结性的判断，而且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在夺取了中国政权，在北京掌了权以后，他会采取的意识形态的政策，会采取的文化政策对高校对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他是很了解。
解说：对于另一方面的周作人来说，在战后被民国法院以“汉奸”的罪名判处入狱的经历，以及长期以来对于民国政府的反感都使得他，难以跟随民国政府的阵营。
耿傅明：他觉得他留在国内呢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他的这种社会理想，就是当年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给共产党的理想在很大程度上，他认为是重合的是一致的，因为他是新文化阵营的人，所以他觉得他留在大陆，他在这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生活比在台湾要好得多。
解说：周作人感到他担任过伪职，新政权将如何对自己，是否会出现自己担忧的“对个人的压制”都未可知。1949年7月4号，周作人亲笔写信给周恩来，希望求得新政权的谅解。
止庵（学者）：主要是从这个妇女问题，这个立场这个角度切入，他对共产主义加以认同，包括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个附逆的这个解释，他认为他认为这个是，如果说是这个背叛名节他承认，背叛国家他不承认。
解说：给周恩来的信没有收到明确答复，周作人1949年8月回到北平，再次托人探听人民政府态度如何，不久得到消息，毛泽东说，他应该公开检讨他的错误，又说只要不乱说乱动，人民政府就对他宽大了，10月18号下午，周作人在儿子的陪同下，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八道湾。
陈晓楠：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学史上开始了颂歌时代，郭沫若写下了《新华颂》，胡风写下了《时间开始了》等等长篇政治抒情诗，这似乎是一个欢乐的时代，苦雨斋中闲适超脱的气息和氛围已经荡然无存，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时代氛围中，64岁的周作人也开始了他的新时代生活。
解说：周作人回到八道湾后，故旧门生陆续来访，他的学生俞平伯送来两本自己的着作请他指正，另一学生废名，不时在经济上资助周作人。 耿傅明：他往来的朋友呢主要的也是跟他同命运的，同境遇的一些人，所以当时有人在周作人家里面见到过这个钱稻孙，这个钱稻孙呢是到了五几年，那还穿着那么一种马褂，在当时已经很少见了，有点文化遗老的味道。

解说：1951年1月22号，周作人在日记中记“起草信稿”，他又一次写信剖白自己，“我的意思是不愿在人民政府之下被说成是通谋敌国反抗本国的人，以前在国民党时代，是非颠倒的一塌糊涂，所以也就算了，但是现今相信政府最讲情理，自己的事可以被了解。
胡乔木对此的报告是“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现在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毛泽东批示，照办。
止庵：他写的检讨不能通过，因为他认为自己没错，所以结果就说的，你就不能用周作人这个名字发表作品了。
解说：几个月后，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拉开帷幕。毛泽东将思想改造列为三大中心任务之一，从1951年9月30号至1952年12月26号，《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著名知识分子写的，有关思想改造的文章，其中包括冯友兰、梁漱溟、金岳霖、沈从文等人。
止庵：杨绛写过一个小说叫做《洗澡》，就讲这个思想改造，这一系列所有包括朱光潜，当时他为了要改造思想他自己改学俄语，他要从语言上改造自己思想，因为他过去他会的是英语，因为他觉得这思维我要改成俄语，因为要跟着，要跟苏联人想法一致。解说：1954年周作人的学生俞平伯，因为红楼梦研究被大规模批判，从十月到年底的的1个多月里，各种层次的座谈会、批判会不下百场，见报的批判文章达500多篇。
止庵：这个批判呢是全国性的批判，这是在1954年的事情，山东的两个学生就是李希凡和蓝翎，写这文章以后，毛泽东就批示表示支持。
耿傅明：周作人对俞平伯还是给予很大的这么一种同情理解，或者说是这么一种安慰的（做法）。

解说：五十年代文艺界，政治批判不断，从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先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清宫秘史》，再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以后又有“批判胡适思想”，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到了1957年就是反右运动。
止庵：当时的这个领导各级，认为整个知识分子这个队伍，尤其是从国统区来的，这个知识分子这拨人是完全是不可靠的，所以呢你甭管你是什么人，你原来是左派还是右派，你整个这拨人是需要改造思想，是不可靠的。 解说：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很多学者作家废去文章拿起译笔，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块垒，周作人也不例外，他在《知堂回想录》中说，“那么估量自己的力量，到底可以干些什么工作呢？想来想去，勉强说还是翻译吧，我所觉得喜欢也愿意译的，是古希腊和日本的有些作品”。

耿傅明：那是他最想译的东西，因为从这些东西里面呢，可以看出他一生的志业所在，他的基本的这么一种，人生的这么一个价值观，他的这么一种这个理想诉求，在这个古希腊罗马文化里面，文学里面都有所体现。
止庵：日本方面他译了《枕草子》，译了《古事记》，译了这个《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狂言选》。
耿傅明：他认为呢就是说，日本像这个《浮士澡堂》，《浮士理发店》这些作品，代表了日本文学中一种很特殊的一种东西，就是一种滑稽，但是这种滑稽呢他认为对中国来说是很有好处的，因为中国被道学害得太厉害了，人哪这种道学气太重，就容不了滑稽幽默的东西。止庵：1949年时候周作人是64岁，到1966年是81岁，这个17年里面他一共翻译了400万字，一共写作了200万字，这个600万字呢在他的同代人和下一代作家里面是绝无仅有的。

张菊香：毛主席就有一个批示，说文化汉奸吗，也没有杀人放火，他懂得希腊文，现在懂得希腊文的人不多了，所以叫他，可以叫他搞些翻译，将来给出版。
解说：1953年十二月，还是因汉奸的历史问题，法院判决剥夺周作人政治权利，自此以后他成了管制对象，驻地派出所不时传问。1956年春夏之际，周作人的命运似乎忽然有了转机。
耿傅明：1956年所谓这个“小阳春气侯”，政治上的小阳春气侯，当时费孝通不写过文章嘛，就是叫做春天到了脱掉棉袄吧，也就说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始发生一些变化。
解说：时逢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中国青年报》《新华日报》等报刊，约周作人撰写纪念文章，结集为《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他又将从前写的《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略作修改。
止庵：到了鲁迅去世以后，周作人写了《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这两篇文章之后，他这个态度就变了，他对于鲁迅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核心的就是鲁迅是人不是神。
耿傅明：因为周作人他一贯的态度就认为你把鲁迅当成神来看待，当成偶像来看待，这本身就是对鲁迅最大的侮弄，最大的嘲笑讽刺。
解说：借着这场政治上的小阳春，周作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谈论所谓的毒草思想，说“现在提倡百花齐放，却又嚷嚷有毒草不许放，好像预先有人承认自己是毒草，便不开放似的，天下有这种事吗？既然齐放，也总让他放了出来”。在这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反右运动，不仅毒草被铲除，而且万物凋零。
陈晓楠：1951年周作人将满68岁虚岁的时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不知今日为可祝耶可诅耶，庄子述尧对封人之言，寿则多辱，我以为这是很对的，80岁的时候，“寿则多辱”这四个字甚至被他刻成一方闲章，每每出现在信头信尾，起能够解读的个中况味，深切可感，鲁迅因为早亡，成为了革命圣人，而周作人的长寿竟不幸印证了这句古语。 解说：政治上的小阳春气侯到了1957年，急转直下变为肃杀，宽松的舆论环境，随着紧接着的反右运动转变了，大鸣大放变为了噤若寒蝉，1960年《文艺报》第2期发表了《周作人有无产阶级思想吗》一文，“周作人前期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无甚可取之处，后期作品更是极端反动。于是周作人再度沉默，八道湾的苦雨斋，重又出现门前车马稀的冷落与凄清。
耿傅明：这对周作人应该来说是打击很大的，因为他自以为他唯一的价值，就在他在文化思想上还是进步的，这要说他一无可取，基本不可取，那就是说否定了他的文化上的努力。
解说：由于政治上的冷落，文章发不出去，不但被迫辍笔，经济上也顿感困窘，这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供应的紧张，更对周作人一家的生活形成了威胁。

张菊香：到了后来他又给康生写了封信，大概是1964年的时候，六几年的时候给康生写了封信，因为他的生活确实是比较拮据。
张铁荣：所以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家庭问题，促使他写了两次，大概写了两次给周恩来毛泽东一封，给康生一封，《人民文学》就跟他谈，让他自己提你要多少钱？他说我要400块，就给了400块。解说：国内这些援助仍不能满足，周作人于是频频向香港友人写信求助。
张铁荣：他要日本的那个酱啊，日本的这个烧烤啊，日本的一些生活用品啊，因为他老婆是日本人啊，这个鲍耀明都满足给他寄，他呢用自己的手稿，自己的那些解答问题啊，自己的书信啊还有自己存的那个有点值钱的东西，也寄给鲍耀明来回答着。

解说：如此哀哀求助，如周作人自己所说，真是乞食为生了，然而沉重的家累和夫人羽太信子的旧病不愈，令周家支出甚巨，从1961年年底开始，甚至把一直秘不示人的《日记》也拿出来拍卖了，他在给鲁迅博物馆的信中写道，如果卖不出去他将“托钵于市矣”，日记中周氏哀叹道“回顾一生，受损害侮辱徒为人作牺牲，恐至死才能结束也”。处于这样的别人难以理解的痛苦中，唯一使周作人感到欣慰的仍是他的写作，1962年6月18号，周作人开始着手翻译希腊作家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这也是他50多年的夙愿。
耿傅明：那是他最想译的东西，因为从这些东西里面，可以看出他一生的志业所在，它的基本的这么一种人生的价值观。

止庵：他对整个的古希腊文明，他采取了一个批判的态度，对其中的很多可笑的，荒唐的，荒谬的这种虚假的东西加以嘲讽，那么周作人在他为翻译这书写的一篇文章里，提出这是一本“非圣无法”的着作，周作人自己的一生的思想，其实就是“非圣无法”这几个字。
译完这本书后，他基本上认为他一生算完成了，他在他后来80岁时候写的这个遗嘱的时候，他说余一生文字不足道，只有这暮年所译的《希腊神话》读者当自珍之。
解说：1965年周作人已是年届八旬的老人，四月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写遗嘱已有数次，大要只是意在速朽，所谓人死消声灭迹，最是理想”。耿傅明：周作人对文革呢他是没有任何预见预感的，甚至在文革都起来之后，他因为这个津贴没有收到，还要去追问津贴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寄来，他不知道这个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都已经被关进牛棚了，挨批斗了。
解说：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时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那些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人，红卫兵进行揪斗抄家，大批学者，知识分子被冲击，8月22号，一群红卫兵小将冲进了八道湾，砸烂了家中供奉的周作人母亲的牌位。
耿傅明：冲到这个周作人家，让他罚跪，批斗之后呢就不让他在屋里面住了，就是在屋檐下面站了三天三夜，后来实在是站不住了，就卧倒在那个地上了，后来通过向红卫兵求情呢，让他就是在一个这个，他家的日式的那个澡堂里面住。
解说：81岁的周作人两次向派出所递交“呈文”恳请恩准他服用安眠药，进行“安乐死”，早点结束对他来说是痛苦不堪的生命，当然无人会理睬他的“卑微”的要求。1967年5月6日，节气立夏，那天中午，周作人吃了碗玉米粥，下午两点多钟，邻居隔船发现他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势极不自然，家人被叫回来后，发现周作人已经浑身冰凉，没有了气息。

止庵：他把他的书房命名为苦雨斋，虽然他一生有很多的波折，有好多我们说毁誉参半的事情，但是归根结底这人是一个读书人，那这个读书人呢，他的读书的地方就是苦雨斋，所以我觉得这个苦雨斋就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精神象征。
陈晓楠：1919年鲁迅买下八道湾这套住宅，一家人住进来的时候周作人是34岁，在这里他前后度过了40多年的时光，这里是他们一大家子人三世同堂天伦乐融的地方，也许他与兄长反目成仇分道扬镳，乃至终老也未能再复合的地方，这里是他在城池沦陷也未舍离弃，终使得他沦为罪人的地方，而这里也最终成为目送他离别这个尘世的地方，周作人也是我们追忆的5位新文化运动旗手当中最后辞世的一位，从我们站立的这个时间坐标点，向民国诞生之初的那些先知们所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回望，我们已经跨越了将近100年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