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更强大的力量—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8 00:34

新客户展示位
更多广告请点击
中文黄页

有您的支持
我们会做得更好

回复 15#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16) ——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印度1930年至1931年反英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结果显然喜忧参半。就国大党的既定目标，以及像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这样坚决的民族主义者的希望而言，运动失败了。当第二阶段的运动最终在1934年偃旗息鼓时，无论是在帝国内取得自治领地位还是完全独立方面，印度人都进展甚微。在甘地认为至关重要的经济及日常问题上，他们也都没有得到任何较大的让步。

但是，纵使运动没能产生宪政改革或者物质利益，它还是表明普通印度人拥有推动事件的力量。在印度一些地区，民族主义者成功削弱了支撑统治的基本结构。抗税、产品抵制以及辞职，耗竭了政府两股紧密相连的力量——收入和人事。少数几次——4月底的白沙瓦，1930年大部分时间的古吉拉特局部地区——公民不服从向英国人展示，如果他们再也不能把担任殖民政府和执法职务的印度人的可靠性看作理所当然，那会是一副什么光景。而且，英国人也不能确定始于这些地区的小规模运动不会传递到次大陆的其它地区。遏制运动的代价大到足以促使欧文以他的同事们并非全都乐意的条件来谈判，以结束冲突。

然而在表象之下，英国统治从未面临过一场整体性的统治危机。民族主义者根本没能削弱警察部队的忠诚，而镇压尽管经常不便使用且总是代价高昂，但也从来没有被有效制止住。运动在设计时即倾向于进行分散性的打击——当全印领导人们被捕的时候，地方积极分子们没有错过一次打击的机会，并且有太多人参与其中，又散布在太广阔的范围，这让当局难以扑灭所有的反抗。但是，殴打、监禁、土地扣押及其它手段，在许多地方使抵抗陷入疲软。而不论国大党为抵消镇压做出什么样的战略调整，都不会改变有大量印度社群不参加运动的事实。没有穆斯林及产业工人的齐心协力，甘地的追随者所进行的公民不服从也就只能做这么多了。

国大党虽然没能摧毁英国统治（raj），但它确实成功地撕碎了英国统治的合法性。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政权向以和善自居，支持健全的经济和渐进式改革——而且从长远来看，好像有意朝自治方向发展。只要印度人尽他们的本分，并与它的法律和制度合作，英国人就能维持这种假象。但公民不服从摧毁了它。

印度人一次又一次并且此起彼伏地违抗他们认为不公的法律，而他们的统治者则殴打他们、监禁他们、夺走他们的财产、禁止他们的出版物并取缔他们的组织。在勒克瑙的街道上、达拉萨那的食盐厂里、古吉拉特的村庄中，政权在光天化日之下显示出殖民统治只不过是一种控制形式的本质。在可能的任何地方，英国人都乐于看到印度人的顺从，不过，一旦顺从缺位，他们就会用棍棒和枪炮来统治。公民不服从揭示了这个真相，而这一真相对未来的英印关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没有什么能比入狱对印度人的意味的变化，更能揭示英国统治（raj）所遭受的权威流失。入狱曾经是耻辱的标志，而现在则成了荣耀的象征。纳拉扬•戴赛（Narayan Desai）记得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父亲（甘地的秘书）被抓往监狱时在警车后座里充满欣喜的叫喊：“这次不会少于两年！”监禁依然是一种人身强制手段，但在大多数印度人眼里它已不再可能带来耻辱了。136

国大党领袖们所做的可不止是摧毁英国统治（raj）的权威；他们还努力成为代言人民的唯一力量。在这个意义上，非暴力大众行动是这样的一种努力：国大党为从英国人那里夺取政治上的主导地位而试图以压倒性证据证明，尽管是英国人在统治印度人，但“领导”他们的却是国大党。国大党宣布进行和暂停运动，国大党领袖和义工们进行最广为人知的公民不服从行为，并承受赤裸裸的暴行。而且在大多数冲突中，甘地和他的同仁们都设法保住了主动权。

但是他们的地位从来都不是不受挑战的，至于原因，则更多与印度人而非英国人有关。国大党对自己的定位是引导民众进行有纪律的非暴力行动，但是它的全国和省级领袖们经常批准他们没有发起也不可能控制的行动。国大党经常发现自己是在追随而不是在领导，是在约束而不是在动员。此外，没能使大多数穆斯林和锡克教徒加入抗争，意味着国大党不能代言全印，也为以后印度的分裂及延续到英国统治之后的激烈社群冲突埋下了隐患。

然而，公民不服从的实践改变了经历过它的人民。就在上一代，印度是一个独立国家的热切意识还局限于主要由受过教育的城里人组成的少数人，对宗教团体、种姓制度以及语族的忠诚也遮蔽了公民身份。但遍及各个社会阶层的印度人在反对触及他们所有人的不公体制的集体非暴力行动中联合之后，一种新的公民精神在印度诞生了。

食盐游行使印度人产生了一种共同的冲动，并在来自不同阶层和地区的印度人之间铸就了持久的纽带。为坚持布料抵制而放弃衬衫生意的孟买商人，由于纠察而被投入监狱的拉合尔大学生，以及在达拉萨那遭受痛打的国大党义工——所有这些印度人现在彼此、同时也与像甘地和尼赫鲁父子这样受人尊敬的领袖一道，分享着一段共同的历史：他们为了促进将英国赶出去这一国家利益而不顾个人得失。印度不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块拼图——它也是公众心目中的一个成熟理念。

对抗当局的简单行为驱除了殖民统治所助长和需要的自卑感。乌莎•梅塔（Usha Mehta）回想起家里上了年纪的妇女们参与食盐“非暴力抵抗”（salt satyagraha）时的那种自豪来。她大婶和祖母把盐水带回家，熬出盐来，“然后她们扯开嗓子喊：‘我们违反食盐法了。’”运动还改变了人们看待英国领主们的方式：英国人不再不可战胜。他们的总督和莫汉达斯•甘地谈判，虽然短暂，但承认了这位因明确表达他的人民的憧憬而获得权威的人。纳拉扬•戴赛说，在他们和甘地坐到一起之前，英国人“都是老爷（sahibs），而我们顺从他们。但自那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137

甘地在公民不服从运动中有着突出的个人作用。对数百万印度人而言，他是国家目标的化身。他的才干使他在国大党内部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他借此把不同派系团结在一起，并推动国大党向大众政治组织转变。此外，甘地的“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和自治（swaraj）的理念，激发了国大党骨干们的思考，1930年他们中的多数人致力于以非暴力行动来追求独立。

然而，公民不服从运动源于甘地的领导，并不意味着那就是他的理念的纯粹体现。甘地最初构想的“非暴力抵抗”的进程是，以违抗英国统治当局（raj）的法律开始，然后迫使英国惩罚抗议者。他们的苦难将打动压迫者，暴露出其统治的不公并创造条件让英国选择离开。甘地甚至天真地相信，欧文愿意谈判象征着他本心的改变。但是甘地和欧文不等同于印度和英国：欧文钦佩甘地，不过他的政府可没打算承认印度人民的主权。

除了欧文以外，英国人单纯地把甘地看作一个鼓动无知民众的部落巫医；丘吉尔说他是一个“骗子”。尽管从外表来看，他是一个圣徒般的不谙世事的人物，但甘地其实非常明白印度解放的现实政治。他知道公民不服从必须重创帝国控制，让英国得不偿失。而他的“真理力量”（truth force）适于这个世俗目标：他的大多数追随者加入非暴力行动不是为了寻求某种道德理想，而是为了战胜他们的对手——通过拒绝给予使其控制印度成为可能的合作和税收来进行。让英国人知道他们错了根本不是重点所在；目标是赶走英国人。138

非暴力行动在1930至1931年间没能赶走英国人，也没有产生甘地所期望的效果——但它产生了效果。抗议者所受的苦难没有改变英国人的看法，但它改变了印度人对英国人的看法。对数千万印度人而言，“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及其结果使与统治的合作从幸事变成了下作。英国心安理得地依靠印度人的默从来控制的旧秩序被打破了。查尔斯•英尼斯爵士（Sir Charles Innes），一位省行政长官，在公民不服从期间向他的同事表达了他对事件的分析。他承认：“英国只有在得到同意的基础上才能保有印度。我们不可能依仗刀剑来统治它。”139

英国人失去了那种同意，而如果公民不服从更有纪律，如果国大党成功剥离了英国统治的压迫手段，以及最重要的，如果印度团结一致，那么，英国人可能会远在失去帝国这颗最耀眼的宝石之前很早就丢掉了它。

余波

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公民不服从暂时停止而英国统治依旧，印度民族主义者制订了新的方针。甘地仍然是他们事业的统一象征，在情势需要时他会短暂地走上政治舞台。但他所致力的首先是建设性工作：解放“贱民”和妇女，推动村庄实业，改革教育和公共卫生。好像是为了象征这些，他把家搬到了位于印度中部村庄赛瓦格拉姆（Sevagram）的新修行所。

国大党继续关注印度独立，但在1935年的改革放宽选民资格、提高选举出的省立法机关的地位以后，它的领导人们转而在体制内努力。它把自己的公众影响力变为选票，在1937年选举中赢得了一些省的多数席位并组成了省级政府。

第二次世界大战见证了这种参与的终结。殖民政府跟从英国议会，在没有向任何印度代表征求意见的情况下对德宣战，并拒绝用满足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作为对忠诚的回报。1939年10月，国大党命令它的各省部长们辞职，再次进行全面反抗。1942年，一项“滚出印度”（Quit India）的决议引发了一场主要是自发进行，而且十分暴力的人民起义，差不多10万人被捕，超过1千人遇难。同时，苏哈斯•昌德拉•博斯（Subhas Chandra Bose）在国外组建了一支“印度国民军”，同日本人一道对英作战。

统治当局克服了这两个问题，但英国刚走出战争就面临着国大党的新一轮反抗，并且不得不在镇压运动或接受民族主义者的要求这两者之间选择。他们以前多次对付过激烈的抵抗——暴力的和非暴力的都有，但警察的纪律和忠诚在战争期间严重下滑，而印度战士的可靠性也存在疑问。在印度国民军中和英国作战的那些人被当作英雄称颂；他们的例子也许会使政府士兵对他们是该向英国统治者（raj）效忠还是向印度效忠提出疑问。

而且，在印度进行任何新的镇压都会成为英国空虚的战后经济的沉重负担。尽管丘吉尔依然把印度视为帝国的宝石，但他的怀旧并不被英国公众广泛认同，并且它显然不是英国的强大盟友美国的兴趣所在。在工党于1945年7月大获全胜并承诺优先重建英国自身以后，变革的时机成熟了。

到那时候，任何政治协议不仅要赢得国大党的同意，而且也要赢得作为穆斯林抱负的主要载体的穆斯林联盟的同意。现在，问题的性质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印度内部的社群关系了，而是可能另外创建一个把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合并而成的独立国家巴基斯坦。没有任何族群由此受到的威胁比锡克人更大，他们在旁遮普的家乡眼看着就要被分割给两个国家了。由于穆斯林脱离一个印度教为主的印度的决心不断增强，紧张状态最终在1946年和1947年骤变为暴力。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人都参与并遭受了暴力。

由于印度眼看着就要在他们周围崩溃，英国人开始急着离开了。1947年5月达成的方案——之后不久就得到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和锡克领袖的同意——要求给予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自治领地位。英国议会和王室在7月批准了《印度独立法案》，两个国家从8月14日午夜开始获得自由。

甘地卓尔不群，没有参加在德里举行的庆祝活动。印度赢得了独立，然而却是以一分为二为代价，这打碎了他的统一之梦。新的印度依然保留着甘地视为对印度文明的极大玷污的阶层不平等、种姓歧视和性别压迫。这位伟大的贤者活着看到了英国统治（raj）的终结，却在1948年被一位印度教地方自治主义者刺杀，直到最后一刻他依然相信印度自治（swaraj）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甘地可能对印度作为国家的品质非常失望，但他当然知道自治之门最初是由他所唤起和领导的民众非暴力运动开启的。对一个没有代表性但稳固的政府发动系统的非暴力反抗，之前从来没有被召集到这个程度。汇集和发展这样的反抗，使印度领袖们培养了对于运作可行的民主而言至关重要的政治技巧。这项改变了国家历史的运动同样为维持一个公民社会铺就了基石。甘地之后又三代人了，印度仍然被信仰、阶层和种姓所分隔，不过它同时还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

(未完待续）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8 00:39

回复 16#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17）——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有力量

1980年8月16日，星期六

那天晚上，波罗的海边上吹拂着微风。24名工人坐在庞大的列宁造船厂内一动不动的起重机下一间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他们争论到黎明，代表5万名罢工工人起草了将向政府提出的一系列从提高薪水到延长产假的要求。其中最前面的要求将让波兰在此后六十八周里闹翻天：工人成立自治工会的权利。

与1930年4月的印度，或1905年10月的俄罗斯一样，1980年的波兰也处于紧要关头。但是和圣彼得堡苏维埃或是印度的国大党不同，格但斯克（Gdansk）的工人们并不是要改变政府。他们知道，苏联的坦克曾经两次－1956年于匈牙利和1968年于捷克斯洛伐克－粉碎了东欧人建立更自由的政治制度的企图，而他们不会让波兰再遭受同样的命运。他们想要的是工作权利，而不是政治权利。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那间会议室中的男女会作出一系列决定来挫败政权每一个压制罢工而不接受他们主要要求的企图。他们的策略不是在运动的刺激下临时产生的，因为八月的罢工不是波兰工人第一次为自己的工会而斗争。那间屋子里有些人已经为这个目标而奉献了他们生命中很多个岁月。他们失去工作，承受长时间的审讯和拷打，进监狱，目睹暴动和屠杀。但他们也学会了如何在冲突中精明地策划、谨慎地行动，而现在他们准备好将这些付诸行动。

二十世纪的倒数第二个十年中，一场大规模的大众运动即将在波兰兴起，它将通过非暴力行动来改变国家的命运。

自我组织

承诺，承诺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哈里•杜鲁门、温斯顿•丘吉尔和约瑟夫•斯大林在德国城市波茨坦会面，重画了东欧地图。他们同意，波兰的边界将西移，让出领土给苏联。作为补偿，它将得到一些过去属于德国的土地，包括在波罗的海岸边德国曾称为但泽（Danzig）而波兰人称为格但斯克的海港。

1945年3月，苏联赶走德国人的时候，格但斯克古老的中世纪城镇和现代化的工业海港成了废墟。工厂、公寓大楼、桥梁、电厂和泵站不是被夷为平地就是遭到严重破坏。在这里已经居住好几代的德国人被驱逐，取而代之的是数十万筋疲力尽的波兰人，他们由于战争或是因为苏联人吞并了东部领土而流离失所。在这些来到这块衰败的贫穷之地的人中有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名叫安娜•瓦伦第诺维茨（Anna Walentynowicz）。

战争让瓦伦第诺维茨成了一个孤儿。她的双亲都被杀死，哥哥死于苏联的劳动营。她于1945年来到格但斯克地区，先做农场佣工（farm servant），然后又做了些别的工作，1950年她成为格但斯克船厂(后来的列宁造船厂)的焊接工，该厂是新的共产党政府从德国人那里接收过来的。共产党人只是一小撮，没有多少大众支持。他们操纵选举、关押对手、依靠苏联军队的恐吓来建立专制统治。不过，虽然他们用暴力和欺骗来攫取权力，但他们也给人民许诺一些比他们以前所知道的更好的东西。他们会在旧波兰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波兰－一个平等的社会，有良好的教育和繁荣的经济。那些将要建设这个新秩序并享受其好处的是像安娜•瓦伦第诺维茨这样的工人。

瓦伦第诺维茨到了格但斯克之后，工人们和共产党（波兰语缩写为PZPR）确实创造了一个新波兰，表面上看来也很壮观：泽兰汽车厂（Zeran automobile factory）庞大的新兴工业综合体、华沙周边的乌尔苏斯拖拉机厂（Ursus tractor）和克拉科夫城外的诺瓦•胡达钢厂（Nowa Huta steel mills）。数百万农民离开乡村来到这些工厂、西里西亚（Silesia）的煤矿、罗兹（Lodz）的纺织厂以及波罗的海岸边的船厂工作。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有大约15000人在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工作，另有8000人在邻近的港口城市格丁尼亚（Gdynia）的巴黎公社船厂（Paris Commune Shipyard）工作，还有1万人在什切青（Szczecind）的瓦尔斯基船厂（Warski Shipyard）工作。

然而共产党的许诺并没有落实到波兰的生活中。资源流进了工业基础设施：钢厂、化工厂、电厂和矿井。从农业出口中得来的钱转而投在工业上。消费品、住房和公共事业仅得到剩下的残羹，因此波兰工人们购买的产品不是紧缺就是劣质。肉类很少出现在餐桌上。要等待多年才能得到私人公寓，在此期间各家各户只能住在狭小的屋子或是工厂宿舍里。多数没有自来水或电话。

虽然波兰共产党鼓吹波兰是“工人的”国家，但工人们注意到他们不仅比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更穷，也比他们更缺少自由。他们可以在选举中投票，但是选票毫无意义，因为共产党禁掉了所有的政治竞争。另外，真正的决策由党委闭门做出，而不是由选举出来的代表们做出。只有通过入党，在官僚体制中升上去，一个人才能发出声音。

工人们也无权组织起来在雇佣他们的国有企业面前代表自己。1945至1946年，共产党挫败了工人们成立车间委员会（shop-floor councils）和独立工会的企图。取而代之的是官方工会，其领导人由官方任命，对官方而不对会员负责。从原则上来说，这些工会根据工人的不满采取行动。而事实上，他们不会替工人们协商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作时间以及更好的工作条件。一个笑话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会是为了在资本家面前保卫工人。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们的存在是为了在工人面前保卫社会主义者。”1

尽管如此，波兰工人们仍然设法表达他们的不满。有时候他们会举行未经工会允许的罢工，而有些人则会在工厂的党委会议上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争论。安娜•瓦伦第诺维茨就是其中一个。她曾经是那种获得过奖章，参加过国际青年大会（international youth congresses），将共产党许诺更好的社会当真的模范工人。但是正因为她相信他们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所以当党的官员成为新的统治阶级，而车间（shop floor）里的工人们毫无权力时，她无法保持沉默。瓦伦第诺维茨变得如此不讨人喜欢，因此后来她被解雇了，在一批工人为她签了一份请愿书之后才被重新聘用。

1956年，因为对工资水平不满，波兰工人们走上波兹南（Poznan）、格但斯克和华沙的街头，捣毁了一处党委大楼。政权倍受震惊，用对抗议者开枪来回应，这激起了整个国家的怒火。共产党上来一位新的领导人，带来一些新的改革。工人们感受到了这阵新鲜的微风，他们试图恢复车间委员会，但是骚扰和吸收激进分子削弱了这些委员会的独立性。但这确立了一个先例：工人们拒绝做体制中沉默的齿轮并要求组织起来的权利。他们失败了，但对自由的渴望却没有消失。它会在反击中再次出现——不是一次而是两次。

（未完待续）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8 00:41

回复 17#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18） ——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叛乱会被镇压”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波兰经济开始停滞。1956年以来，波兰统一工人党首任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惊慌地看到波兰可能会落后于邻国。哥穆尔卡警告说（作为对斯大林的回答)：“在生活中，弱者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会挨打”。但是共产党宁愿决定将压力加到波兰的劳工大众身上，也不愿改革没有效率的命令经济。2

1969年到1970年，政权宣布缩减卫生和住房开支，工资水平冻结两年，降低计件工资－－这意味着需要做更多工作才能得到同样的报酬。工厂召开会议，劝诫工人们更卖力地工作——这传达了一个信息，波兰经济的不幸应该归咎于工人，而不是计划者或政治家。对于格但斯克的工人们来说，消息就特别糟糕了：从长远来看，造船业会被逐步淘汰，不会得到多少投资。海岸边散布着低落的情绪，不久就会转为愤怒。

1970年12月12日星期天下午4点，3000名在列宁造船厂工作的波兰共产党党员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大声宣读政治局的一封信：从午夜起食品全面涨价。肉类价格上涨17.5%，鱼类上涨11.7%。党员们惊呆了。有人哭了起来。他们知道工人们把将近一半的工资花费在食品上。他们预料到会有麻烦。

造船厂工人们整个星期天都想着哥穆尔卡的这份圣诞礼物。他们星期一黎明前来上工，在储物柜前抱怨，经理们打发他们去车间工作。有些人决定罢工，鼓动者中就有安娜•瓦伦第诺维茨，还有一位名叫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的年轻电工。他们在厂里一路游行到厂长办公室，中途拉进来更多工人。米洛斯拉•马克西尼亚（Miroslaw Marciniak）那时正在吃午餐，他听到一群船体装配工边走边喊。他说：“因此，部分是出于好奇，我也去了。我那时一点都没想到会发生罢工。事实上，我压根不知道什么叫罢工。”3

罢工者很快聚集到厂长楼前，他们不仅仅要求取消涨价，还要求那些对此负责的人辞职，包括哥穆尔卡。厂长提出给他们发奖金并命令他们回去工作。有人喊道应该从船厂游行到本省的党委，迫使官员们倾听他们的不满。上午11点，大约一千人走出船厂，带着自卫用的棍子和金属工具，唱着社会主义的圣歌《国际歌》和波兰国歌，充满义愤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他们来到党委大楼前高喊“我们要面包！打倒哥穆尔卡！”。有些人在墙上涂画，而警察在一边旁观。一位党委领导告诉罢工者他无能为力后，罢工者们在格但斯克到处游走，要求其他船厂的工人和技术学院（Polytechnical Institute）的学生加入。回到党委大楼时，他们遇到了缩写为ZOMO的国内安全警察（internal security police）的警戒线，但他们试图冲过去，他们挡开警棍，投掷石块，捡起催泪弹，照着警察砸回去。夜幕降临的时候，街上充满了骚乱者(rioter)。

星期二早上，工人们来到列宁造船厂，听说昨天晚上罢工领袖们在家里被抓了。他们再次从船厂涌往市中心，在那里他们和数千名来自其他国有企业的罢工者会合。他们首先袭击警察局，试图救出昨晚被抓的人。然后他们游行到工会大楼前，推倒大门蜂拥而入，将桌子和椅子扔出窗外。上午10点时，罢工者在党委大楼前投掷石头和燃烧瓶（Molotov cocktails）。建筑里开了一阵枪，但群众却不退却。士兵们抗命，不愿继续开枪，他们将武器和警棍扔出窗外。有人甚至将自己的裤子扔了下来。这时，建筑着火了。

党委纵火被当作一次胜利来庆祝。但就在火苗儿高高地燃烧的时候，两个师已在华沙的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的批准下，踏上前往格但斯克的途中，准备用武力镇压这次罢工。下午运兵车开进了市中心。工人们将点燃的碎布塞进运兵车的排气口，用铁管来卡住轮胎表面；一个人被运兵车辗过。那天晚上，一名政治局委员在电视上说罢工者是“一伙罪犯和流氓”。另一名政治局成员在党的省委会议上勃然大怒，说这是反革命行为，发誓说“即使死掉300名工人，也要把叛乱镇压下去”。4

星期二下午，党委大楼被烧后，罢工者回到造船厂；那天晚上，虽然多数工人回到家中，但罢工领袖们还没有走。黎明前他们醒来时，看到造船厂被军队和坦克包围。海湾里的军舰上也有火炮对准他们。一群年轻工人走出2号大门时，迎接他们的是子弹。有15人受伤，4人被杀。更多的罢工者走出来，捡回尸体，撤回来，高唱国歌，然后将一面缀有黑绉边的波兰国旗下半旗。

2号大门前的枪击是产生刺激性反应的一刻。工厂里的工人们立刻选举了一个由普通的激进分子主导的罢工委员会，其中包括瓦伦第诺维茨和瓦文萨。他们的要求超越了面包和黄油问题，比如说，他们坚持工会领导人不能是党员。格但斯克造船厂的罢工者要求军队撤退，废除党官和军官们享有的特权，还要求工会独立于党和管理方。工人们决心要将在罢工的混乱中创造出来的自我组织的空间制度化。波兰共产党控制的工会会为工人说话的神话已一扫而空。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工人的要求有力量因而具有可信度。焚烧党委大楼只会带来军队的镇压。而且现在——星期三的上午——列宁造船厂被封锁了。里面的人已经看到如果他们企图冒险回到街上，会有什么后果。因此罢工者选择了除投降之外唯一的道路：他们宣布占领性罢工（occupation strike），发誓日夜守在船厂中，直到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

夜幕降临的时候，罢工者收集了易燃易爆物品，准备军队攻击时自卫用。但晚上10点时，他们听到军队指挥官新发布了一道强硬的最后通牒：如果他们四个小时内不出去，船厂会遭到军队的地面攻击和空中轰炸。他们已经看到了够多的暴力，因此投票决定结束罢工，他们低着头从警察和军队的队伍中走出来，瓦伦第诺维茨回忆说，就像是俘虏。

他们虽然被打败，却开始发展出一种会在若干年后取得胜利的非暴力行动策略。他们鼓动了其他企业的工人的支持，在自己的队伍中找到了领导者，组建了一个短暂的组织，还推出了有意义的变革要求。他们以一种艰难的方式学到：在开放的地方与警察和士兵较量既沒有用又危险。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待在船厂中能够在一个很有能力通过摧毁财产和屠杀人民来压制抗议的政权面前给自己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下一次，事情再次发生时，船厂工人们会知道该怎么做。

格丁尼亚巴黎公社船厂的罢工结果更加清楚地表明，没有控制工作场所只会更加危险。星期三晚上，广播警告罢工者明天必须回去工作。整个晚上，义务兵军队涌入城市，占领了关键建筑周边的位置。黎明之前，一辆辆载满工人的电车开始陆续来到船厂车站，工人们下了车，沿着一条小径前往船厂时，他们听到喇叭大叫：船厂已关闭，他们必须回家。更多的电车进站时，新来的工人堵塞了退路。士兵开了枪，前面的人身不由己地被后面的人推进了子弹扫射中。

更有希望的一课来自西边数百英里的什切青，瓦尔斯基船厂的工人在星期四早上展开罢工。事情按照格但斯克的模式发生。瓦尔斯基的工人游行到了市中心，在那里他们和来自其他工厂的工人会合。他们烧了党委大楼，没有受到多少来自士兵的阻拦。那天晚上，警察来到活跃分子家中，将他们拖进监狱，这时候华沙的领导人们下令调动军队，包括坦克、直升机、海军舰队和超过6万名士兵。星期五早上瓦尔斯基厂的工人来到船厂时，必须穿过一道武装封锁线才能进去。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罢工者在船厂外对军队发动了进攻，军队开枪后，两人被打死，工人们才撤退下来。工人们十分愤怒。一名技术员找到一个麦克风，号召占领工厂，然后他们选举了一个罢工委员会。委员会向另外一个也在举行占领性罢工(occupation strike)的船厂派出了代表。两拨罢工者一起拟定了二十一点要求，最主要的是要求废除中央工会委员会（Central Trade Union Council），成立新的独立工会。通讯员们将要求清单送往其他工厂。那些工厂也派出代表到瓦尔斯基船厂，成立了一个全市范围的罢工委员会。

他们的时间选择得很巧。星期五晚上，政治局在收到苏联大使明确指责他们对工人使用武力并劝告他们进行谈判的信函后，将哥穆尔卡赶下了台，代之以据说能缓和矛盾的爱德华•盖莱克（Edward Gierek）。星期日早上，什切青的官员提议进行谈判。第一轮谈判在船厂边上一所学校举行，后面两次则在别处的政府大楼里举行。此举切断了谈判者和普通工人之间的联系，谈判者中有些人是党员，他们把对工人和对党的忠诚混在一起(mixed loyalty)。最终的协议比较薄弱：官员们同意考虑涨工资，取消一些涨价，免职了一些官员，并对死伤工人的家属作出补偿－－但在关键问题自由工会上却一点没有让步。

1971年1月波罗的海岸边再次爆发新的罢工。这次波兰共产党邀请工人们在官方许可的会议上提出要求。工会改革再次排在清单前面。然后，官员们在工厂中召开会议，要求工人帮助解决经济危机。在瓦尔斯基船厂，大多数工人拒绝买这种花招的账。为了掩盖令人尴尬的到场人数，官方篡改了电视新闻镜头，让它看起来像是来了大批愉快的群众。瓦尔斯基的工人为此罢工抗议，直到见到盖莱克本人才回来上班。1月25日，波兰共产党领袖在列宁造船厂召开会议。他解释说自己也曾是像他们一样的工人，他请求他们参与一次爱国行动来拯救这个国家。“你们愿意帮我么？”，他问道。“我们愿意帮你！”，安娜•瓦伦第诺维茨、列赫•瓦文萨和其他依然情愿相信的人喊道。

1970到1971年间的戏剧性事件中还有另外一幕。这一幕的中心发生在波兰中部的罗兹（Lodz），主角是工资微薄的纺织工人，大多数是妇女。二月份他们展开罢工的时候，政治局派来高层官员，包括总理，像盖莱克曾经做过的那样发出爱国主义呼吁－－但三千名聚集起来的妇女甚至都没让他们开口。一名罢工者对总理喊道：“你的妻子在三明治中夹火腿，而我的孩子们却只能吃干面包。”当被要求帮助党的时候，她们用一个响亮的“不！”作为回答。第二天，当局让步，宣布恢复原来的食品价格。

那年冬天给波兰共产主义带来了沉重的包袱。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什切青的工人永远不会忘记士兵和警察枪杀他们的同志那一幕。后来的岁月里，这场屠杀的周年纪念日成了非官方的悼念日。一个用坦克、机关枪和军队来对付罢工者，将他们称为反革命流氓团伙的政权，很难说服这些工人自己是站在他们一边的。

工人们有了一种新的集体力量的感觉。在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波兰统一工人党曾经武力镇压罢工。但波兰共产党新领导人选择避免冲突，不通过暴力来解决问题。在什切青他们威吓了罢工者的谈判代表，但还是谈判了，而这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是前所未有的。两个月后，当他们被罗兹数千名坚强的妇女逼视时，他们完全让步了。从那时起，波兰工人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他们团结一致采取系统的行动，他们就能让当局弯腰。

不那么明显的是另外一样遗产：波罗的海沿岸的工人在和国家的冲突中学到了宝贵经验。焚毁党委大楼虽然满足了激进分子，但却没有达成什么战略目标，仅仅给了当局开枪的借口。工人们找到了更好的抗争方式：他们可以劫持他们的船厂和工厂，把自己组织起来，而且不仅限于一个企业，而是扩及整个城市。在什切青，罢工者打破了波兰共产党二十年的拒绝，迫使波兰共产党就他们的议题举行会谈。最重要的是，工人们找到一个值得奋斗的目标，比涨一次工资更大，但又不到造成政治威胁的程度：通过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工会来为自己说话的权利。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8 00:45

回复 18#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19）——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我们的自由始于我们自己”

独立工会的要求反对共产主义体制的核心规则：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党内。共产党夺取波兰时，他们模仿其苏联支持者，将工业国有化，实施中央计划，将农民的土地并入大型集体农场。他们还攫取了对媒体和艺术的控制权，强加了一套什么可以写、什么可以说甚至什么可以画的标准。他们甚至侵入了天主教会的领域，不仅充公财产，关闭宗教学校和期刊，篡夺了批准教士任命的权力，还将教会的首席主教红衣主教斯德望•威斯津斯基（Stefan Wyszynski）软禁起来。

然而在整个东欧，极权主义的意图与现实之间有一道鸿沟，这道鸿沟在波兰最宽。斯大林死后犹豫不决的自由化终于在1956年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撤退，当时当局在罢工和游行下被迫向工人们妥协。这种宽松背后的主要动力是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他放松了审查制度，允许教会重获对教徒和教会报纸的控制，允许独立的讨论俱乐部，认可工人们选举的工厂委员会。社会公正，自决权甚至民主都进入了官方词汇表。

但是苏联集团被匈牙利起义所震惊，当局暂停了进一步的宽松化，结束了工厂委员会的自治，让对官方路线持异议的学者和作家们沉默。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说，当局“允许想但不允许说，允许哼哼但不允许唱歌”。波兰比东欧其他地方有更多自由空间，但是没人怀疑谁在掌权。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波兰知识分子才放弃对党内改革派可能会重新占上风的希望，1967年哥穆尔卡也将政治局里残余的改革派踢了出去。5

1968年1月，官员们以会引发反俄情绪为由，禁演备受尊敬的十九世纪剧作家和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的一出戏。此举引发了一波抗议，学生们和知识分子们召开会议、请愿要求表达自由。3月8日学生们在华沙大学示威，警察突袭了校园，棒打抗议者。数千名学生被开除，教授被解聘，数百人被捕。媒体上出现了反犹言辞，数千名犹太人——包括党员——逃离了这个国家。共产党人自我认同于波兰最反动的一部分。

最后一项打击摧毁了任何改革的希望。8月20日，波兰军队与华约（苏联和它的东欧盟国缔结的军事联盟）国家军队一起侵入捷克斯洛伐克，按照莫斯科的命令粉碎那里共产党改革派带来的民主变革。现在，即使波兰领导人想要答应自由的要求，也很清楚莫斯科不会答应。对想要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的波兰人来说，前景令人沮丧。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一些20世纪60年代曾经参加反对运动的人推出了一个新的政治行动策略，一个更加适应1968年之后的生活的策略。

这一策略的设计者包括莱谢克•柯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和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他们都经历了从信仰社会主义到对党幻灭，进而完全反对的历程。其中最年长的柯拉科夫斯基曾是华沙大学的一名政治哲学家，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正式放弃了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他仍然是一名党员，成了当局一边的刺儿头，他抨击当局未能兑现多元化的诺言。1966年，他被开除出党，并于1968年被大学解聘，然后就离开了波兰，但并没有对波兰的事务撒手不管。

1956年，雅采克•库隆是华沙大学的一名学生抗议领袖。他还曾经是一名相信具有批判能力的人能够在党内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组织了一个童子军组织来给下一代灌输共产主义价值观。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逐渐感到不满，他和同事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Karol Modzelewski）一同起草了《致党的公开信》，说党无法改革，只能被一场工人革命推翻。1964年，库隆被逐出党外；第二年他被逮捕并被判刑入狱。库隆出狱时正赶上组织1968年3月的群众集会，仅仅两天后他就发现自己又被抓了起来。

米奇尼克是一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儿子，11岁时曾加入库隆的童子军。他后来回忆说，自己曾被这么教导：“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一个为社会公正、自由、平等和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他因为信念而入狱多年⋯但一被放出来，就再次进行革命活动。”和他的导师一样，米奇尼克发现党内没有理想主义者的立足之地。上中学时，他因为分发库隆和莫泽莱夫斯基的《公开信》而被捕。他领导了1968年华沙大学的抗议活动，第二年他也进了监狱。6

20世纪70年代早期和中期，这些人在流亡和地下报刊上的系列文章中分析了自己所犯的错误。米奇尼克写道，他们曾经以为“权力系统可以人性化和民主化。”他们曾把赌注下在共产党精英中的“改革派”身上－－但是1968年他们系在党身上的“脐带”宣告断裂。柯拉科夫斯基现在很清楚：共产党统治的不宽容和残暴并不仅仅是一些坏领袖的错误，而是这个政权的本质。7

但党是没有指望的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毫无希望。柯拉科夫斯基说，相信一切都不会改变，就批准了“每一个怯懦、消极和与邪恶合作的行为”。问题是如何反对它。米奇尼克说，试图推翻这个政权是不现实的。因为苏联会干预，就像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一样。另外，革命的地下组织“只会对警方有利，让大众歇斯底里并刺激警察”。共产党对捣毁阴谋反对运动很在行。即使成功了，通过赤裸裸的暴力获取权力，可能也只会以一种教义来代替另外一种。“用暴力摧毁一个已有的巴士底狱，我们会无意中建造出一个新的来。”8

渐进改革没有结果，正面突击也是一个死胡同。但柯拉科夫斯基、库隆和米奇尼克相信有别的事情可做：政权的反对者与其试图改变政府，不如去改变波兰社会－－通过抵制党控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倾向。库隆称，公民们发起的每一个独立行动，每一个在党外自我组织的榜样，“都挑战了国家的垄断，从而挑战了党行使权力的基础”。米奇尼克写道，反对派知识分子的当前任务，是去建设“一个真实、日常的自由人社区”。9

看似矛盾的是，波兰人的通向政治变革之路始于对政治的摒弃。米奇尼克宣称：“我们的自由开始于我们自己”－－而这样做，就呼应了甘地六十年前的理念的精神。寻求从英国独立出去的印度人必须在国家能够自治之前实现生活中的“自治”。波兰反对运动的参与者从甘地的策略中借鉴了两点精华：拒绝使用暴力和通过点燃个人行动的火花来培养人民对自己负责的习惯。10

但是，独立的自我组织并不意味着放弃改革国家的目标。库隆和米奇尼克认为政权可以被推动发生改变。库隆写道“组织起来的社会是一种力量，一种任何政权都必须认真对待的力量”。如同米奇尼克所说，“没有什么比自下而上的压力更能教育当局。”民主和公民自由是最终的奖赏，而发动和组织波兰人民是必要的第一步。11

为此，知识分子需要盟友。第一个盟友必定是天主教会。天主教会是波兰社会中能够发出独立声音的主要团体，虽然它和波兰的知识界的关系并不友好。20世纪50年代柯拉科夫斯基曾经谴责教会的“宗教狂热主义”，而红衣主教威斯津斯基曾为知识分子“精神和道德上的相对主义”而悲痛不已。但是现在和解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教会已经发言支持所有波兰人而不仅是天主教徒的人权，而许多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对共产主义感到幻灭，也对其中的唯物主义和过分的理性主义感到幻灭－－也开始寻觅道德权威的新来源。12

库隆和米奇尼克还希望在工人阶级中找到伙伴。他们认识到1956年和1970年，工人曾经两次造反并迫使政权让步。米奇尼克写道，党对工人们比对其他群体更加害怕，所以他们应该成为所有推动波兰走向民主的运动的一部分。当沿海的工人们被ZOMO防暴警察和军队镇压时，知识分子们什么也没做，这是库隆的个人羞耻感的一个来源。下一次，他们必须显示出团结。13

“社会自我组织的责任”

下一次机会出现于1976年。食品价格又暴涨了。6月24日，总理宣布了六年来的首次涨价：部分物品的价格－－糖和香肠－－将会翻倍；其他物品涨50%。第二天，罢工遍布波兰全境－－包括罗兹的纺织厂、沿海的船厂、波兹南的机械厂、西里西亚的矿井和诺瓦•胡达钢厂。在华沙郊区，乌尔苏斯拖拉机厂的工人弄断了火车轨道，中断了华沙和巴黎之间的铁路交通。在首都四十英里外的拉多姆（Radom），工人们焚烧了党委大楼，那场面让人回想起六年前的格但斯克。暴乱还没平息，总理就回到广播里说取消涨价。

和1970年一样，当局退却了，但它仍要吓阻未来的抗议：拉多姆的骚乱者被指斥为“醉醺醺的恶棍和歇斯底里的妇女”，政府还展开了一场报复运动来惩罚拉多姆和其他地方的罢工者。部分群众遭到警察棍棒伺候。超过2,000人被逮捕，其中超过300人被判刑，有些刑期长达10年。还有数千人被解雇－－他们不仅仅失去了工资，还失去了在一个几乎不提供失业救济的国家中获得医疗保健的权利。

和1970年不同，这次知识分子站在了工人一边。没几天，库隆、米奇尼克和其他十二个人（包括两位神父）与罢工者一起签署了《团结宣言》。7月份，对乌尔苏斯工人的第一场审判开始时，法院大楼里挤满了被告家属、外国记者、穿便衣的安全人员，以及大约十二名来自华沙的异议人士，其中包括雅采克•库隆。他们前来帮助工人家属，但这并不容易－－特工到处尾随他们并拍照，而家属们也对这些陌生人很有戒心。一次休庭期间，两位女性异议人士安慰了一名哭泣的亲属，这才打破了隔阂。

一如预期，家属们对法庭指定的律师不满意，异议人士推荐了一名律师，代付了律师费，并为一名工人的孩子提供托儿服务，以便他妻子能参加审判。来自华沙的知识分子和来自其他城市的学生们给拉多姆面临审判的工人们的家属提供了类似的帮助。那里甚至监视得更紧，活动分子们勇敢地面对拘留和毒打；当局将库隆征召去参加后备役以让他远离现场。

为了持续对工人提供帮助，一些年轻的活动分子打算更为公开地活动，并且吸收重要人物加入，他们相信如果能够进行负面宣传，就不大可能发生镇压。一些年长的知识分子害怕正式团体更容易成为镇压的目标。但是9月9日波兰主教发表的一项捍卫工人权利的声明鼓舞了年轻的活动分子，他们成立了保护工人委员会，其波兰语缩写是KOR。委员会遵循库隆和米奇尼克等人构思的策略：它要求赦免被捕工人，并让那些被解雇者恢复原职。

保护工人委员会声称，“除了团结和互助之外，社会没有其他手段来抵御无法无天。无论受压迫者在哪里⋯社会都有责任组织起来保卫他们”。一位发起人写道，他们希望自己的榜样可以“激励新的自治活动中心”。14

保护工人委员会一开始有14名成员，后来也从没超过33人，主要由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律师、作家、哲学家和神父组成。他们吸收了一些著名的人物：著名小说家耶里•安德热耶夫斯基（Jerzy Andrzejewski）、受人尊敬的经济历史学家爱德华•李宾斯基（Edward Lipinski）、得奖女演员哈琳娜•米克拉耶斯卡（Halina Mikolajska）以及当时是牛津大学教授的莱谢克•柯拉科夫斯基。另一些成员二战期间曾在反德地下组织中战斗过或是来自1956年和1968年起而反抗政权的一代。米奇尼克1976年身在海外，1977年也参加了进来。这个组织在意识形态上很多元，包括天主教知识分子、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派人士。他们的共同点是对政权的反对和对民主和人权的信念。

这个新组织专注于给被控告、被殴打和被解雇的工人提供当局所拒绝提供的服务。保护工人委员会找律师给他们辩护，找医生为他们开具验伤证明（以作呈堂证据）。它从其成员、教会、广大公众和海外人士那里募集资金成立了一个非官方的救助基金。索尔•贝娄（Saul Bellow）、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oll）和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等外国作家捐献了他们的作品在波兰销售的版税。西欧的工会也捐了款。从1976到1977年，保护工人委员会一共为数千人发放了大约325万兹罗提。

保护工人委员会还筹划了一波公开宣传活动来对当局施压。波兰共产党领袖盖莱克显露出他会受到公众意见的影响，因此该组织就印发了关于抗议、随之而来的镇压以及工人受到的审判的报道，他们还鼓励因受警察虐待而起诉检察院(public prosecutor's office)。1976年末，超过1,000名乌尔苏斯和拉多姆工人签署了一封致盖莱克的信。大约同一个时候，数百名学者、神父、作家和艺术家签署了致波兰国会（Sejm）的请愿书，要求调查警方虐待事件。

保护工人委员会知道党对国外的舆论和对波兰人的言论一样留心，因为盖莱克已经在海外塑造了一个仁慈的形象，他知道西方的贷款有赖于他们相信波兰有一个“开明的”共产党政权。保护工人委员会无情地攻击这一软肋：库隆和李普斯基（Lipski）在华沙会见德国记者，而米奇尼克则于1976年在西欧与法国和意大利记者谈话。他、柯拉科夫斯基和另一位身在牛津的侨民沃泽米耶• 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在伦敦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寻求经济援助。奉行他们的理念的团结委员会在伦敦、巴黎和纽约成立。

他们的策略起效了。1977年3月到7月，所有去年6月以来入狱的工人都获释了，大多数被解雇的人也回到了工作岗位。当局看来希望通过满足保护工人委员会的主要诉求来让国内外压力消失，也让这个组织消失。然而，帮助乌尔苏斯和拉多姆工人的工作结束后，活动分子们转移了目标。他们宣称，“我们会继续行动，因为我们确信对付当局所加限制的最有效武器就是所有公民的积极团结。”15

出版是最重要的一件武器，唯有打破政权对大众媒体和信息的垄断，才能打破它对波兰生活的控制。除非人们能够交流，否则各种独立的行动就没法相互协调。波兰异议人士过去曾要求放松审查，偶尔国家控制的媒体会稍稍开放一点。但是限制仍然存在，这就在人们心中养成了自我审查的心理，他们害怕毫无保留地说话会让他们完全失去发表的机会。现在，1976年以后，异议人士们干脆不再理会官方媒体，开始在他们自己的报刊和书籍上发表言论。

1976年9月，保护工人委员会发行了它第一份出版物《通讯》（Komunikat），大致每月出一期。《通讯》刊载保护工人委员会的宣言和诉求，也发表关于工人受审和活动分子遭致报复的新闻。《通讯》不同于任何波兰官方的出版物，其文字简明真实，目的仅在于提供可靠的信息来源。起初，成员们不得不手工打字，交给别人，别人再复打传递下去；后来，保护工人委员会从国外偷运进来了油印机。保护工人委员会还帮助催生其他新闻和评论报刊，例如产业工人的报刊《工人》（Robotnik），其内容涉及有关成立组织、工作安全、卫生保健和工资等问题的建议。到了1978年末，每期大约印发20,000份。

保护工人委员会成员、化学家米洛斯拉夫•寇杰奇（Miroslaw Chojecki），借助保护工人委员会的资金和油印机，创办了一家名为诺瓦（NOWA）的地下出版社。该出版社的第一本书于1977年8月面世，之后还出版了100多本图书和小册子，包括小说、回忆录和政论文章。那些永远不会获准在官方渠道出版的作品出版了，例如切斯拉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的诗歌，米沃什是一名居住在美国的立陶宛波兰流亡者（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还有乔治•奥威尔、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Osip Mandelstam）和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等外国作家的作品。诺瓦有自己的印刷厂、仓库和发行渠道，通过销售和捐赠获得资金。

波兰异议人士在通过不理会审查制度来与之斗争的同时，也通过资助自己的讲课来对抗党对高等教育的控制。1977年秋天，保护工人委员会成员和其他学者们一起创办了飞行大学（Flying University）。大学城中的非官方学生组织为每次演讲排定时间和地点，通常是在私人公寓内。几十名学生和其他人士到时会出现，塞满屋子，散坐于家具和地板上，倾听他们在正规教室里从来不会听到的言论，例如《人民波兰的历史》（亚当•米奇尼克）和《当代政治意识形态》。在克拉科夫（Krakow），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依提拉（Karol Wojtyla）在教会的产业中为人们提供了能够容纳更多人，还能防止警方骚扰的集会厅。第一年结束的时候，飞行大学已经举行了120次演讲。

1976年保护工人委员会出现时，它是唯一正在运作的异议人士团体。一两年间，它就成为了自我组织的一般模型。六所大学中成立的学生团结委员会（Student Solidarity Committees），是党控制的学生组织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在格但斯克、什切青和卡托维兹（Katowice），和保护工人委员会有联系的工人们成立了自由工会团体来领导工厂中的运动，保护工人委员会活动分子还帮助成立了一些农民自卫委员会。反对保护工人委员会中库隆和米奇尼克等人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人也成立了一些其他的异议团体。

那些帮助工人及其家属或是印刷地下报刊、发表地下演讲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和学生们，反抗了一个丝毫不想让它对公共生活的控制受到侵犯的政权。警方殴打、抓捕和关押活动分子，秘密监视他们，搜查他们的住处。1977年5月与保护工人委员会合作的学生斯坦利斯劳•皮雅斯（Stanislaw Pyjas）被发现死于克拉科夫的一条小巷中。大多数人相信是安全部门（Security Service）所为。保护工人委员会成员、女演员哈琳娜•米克拉耶斯卡也是残酷虐待的对象：她收到侮辱电话和信件，汽车被破坏，某天早上还有一群男人闯进她的公寓，对她大声威胁。其他的活动分子遭到解雇，或是被指控一些普通的罪行。学生团结委员会的成员被大学开除。警方洗劫印刷场所，没收设备和书籍。

1979年初，飞行大学开始遭到持续打击。当局安插了“参与讨论的人士”来搞乱演讲，在外面的人则遭到骚扰。一次米奇尼克和两名学生挨了打，打他们的人喊道“你们这些卖国贼，中央情报局给了你们多少钱？” 库隆曾被从楼梯上扔下来。还有一次一群流氓出现在他的公寓中，威胁他的妻子和儿子，不让他儿子为父亲呼叫救护人员。那时本来计划有一场演讲，但是推迟了。这期间警车一直围着这所建筑，但却拒不干预。16

保护工人委员会和它周边的团体不顾这些惩罚，把公开性作为自己的标志。例如，刊物列出编辑们的姓名、电话号码和住址。他们不在暗中，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工作，这是激励其他人追随他们的榜样的唯一方法。虽然这让他们成了靶子－－反对派中的主要人物是谁一点都不神秘－－但也提供了一些保护。当局如果必须公开行事就会难以下手。持不同政见者越显眼，骚扰他们的政治代价就越高。政治抵抗的策略虽有风险，但确实有效。

当局从未试图彻底铲除反对派。它对一小部分人无情打压，对更多的人则是略加惩罚。召开会议，参加演讲，传播独立出版物是困难的，有时候会有风险。但是人们没有都被抓起来关押数年，因为党害怕大规模镇压会带来国内的愤怒和国外的抗议，他们不愿危及国内稳定和1970年以来建立起来的对外经济关系。如果容忍保护工人委员会和其他团体所取得的有限自治是维持这一状态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它会支付这一代价。

尽管如此，持不同政见者仍然过着受困扰的生活。虽然这不足以吓阻铁杆活动分子，但足以让许多抱有同情的公民不敢参加。作家卡兹米耶日•布兰迪斯（Kazimierz Brandy）在他1979年3月份的《华沙日记》中如此记述“社会憎恨当局，但却感到无能为力。人们仍然有所顾忌－－工资、住房、小孩上大学、旅游、日常生活。这就足以让人们畏惧。”17

异议人士激起了波兰独立社会文化生活的革新；他们在工人和教会之间建立了联系。但是，除非他们能限制政权的权力，否则自我组织的成果仍然有限而脆弱。而迫使政权接受这些限制则超出了保护工人委员会所能。这需要一场更加多元的运动，规模宏大且有力，能够对重大的国家利益造成打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和共产党角逐波兰的未来。

(未完待续）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8 00:47

回复 19#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20）————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我们变得更加勇敢”

五一节是共产党国家的一个主要节日，既是政权庆祝它们在19世纪社会主义中的根源的机会，也是普通人在怡人季节出外逛街的机会。1978年五一节到来时，波兹南的公寓大楼上挂满旗帜，横幅上写着常见的官方标语：“波兰统一工人党－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万岁”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在这些街头上可以看到的官方装饰的背后，几乎每一扇窗户背后都有着一些别的东西：一件中世纪圣像的复制品，琴斯托霍瓦的黑色圣母像（the Black Madonna of Czestochowa），波兰天主教最受珍爱的象征。18

波兹南的圣母像揭示了波兰生活的一个矛盾：无神论是国家的官方教义，但每个星期天却有数百万波兰人－－包括许多党员－－参加弥撒。在那里，他们进入了一个共产党的教导鞭长莫及的精神和文化的世界之中。斯考斯基（Radek Sikorski）回忆去布龙贝格（Bydgoszcz）镇的教堂的情形时写道：“你会以为这个国家正在进行一场宗教复兴，而不是生活在共产主义统治下。”让政权大为吃惊的是，教会的威望看来与日俱增，争夺着党的教条的吸引力。19

教会的主旨本身也是展示教义。布道和牧师的信和党的文辞都以告诫式的语言出现；两者都建构了善与恶在其中战斗的世界，而且都以绝对权威的姿态呼吁信众。教会和党一样都是等级制的，自上而下发动，因此一眼看去不像是那些视自由思想和民主为神圣的波兰人合乎逻辑的盟友。20

但那就是教会要扮演的角色。虽然共产党政权是每个波兰人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强制性存在，而教会却依赖自愿的接受和参与。对于在一个视宗教信仰为反动影响的政府统治下的公民来说，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并没有什么公开的好处。为了在共产党波兰生存和繁荣，教会必须满足真正的需要，与受到尊敬的传统相联系，表达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因此天主教会不仅关注信仰问题，而且对重大的国家问题也都直言不讳。

教会首席主教斯德望•威斯津斯基和克拉科夫大主教辖区的主教卡罗尔•沃依提拉在20世纪70年代将教会推向了审慎但是明白无误的反对立场。威斯津斯基的布道表达了对产业工人的物质需求的同情，并为“勇敢捍卫自由和为了自己的目标而组织起来的权利”欢呼，其词句基本上认同保护工人委员会这类团体的工作。因此，教会之树给波兰饱受折磨的异议人士提供了受到欢迎的遮蔽，他们中不信上帝的不在少数。21

如果说教会在波兰生活中已经有了无可匹敌的地位，那么1978年红衣主教沃依提拉当选罗马教皇更加强了它的影响。“人们在华沙的大街上奔跑欢呼”，卡兹米尔•勃朗狄斯（Kazimierz Brandys）这么回忆十月份选举结果宣布那天。常上教堂的老妇和世故的知识分子都说这是一次“奇迹”。梵蒂冈几乎立刻就与波兰当局开始协商何时允许沃依提拉——即现在的约翰•保罗二世——以世界罗马天主教领袖的新身份回到波兰。22

1979年6月2日，约翰•保罗二世抵达华沙，在胜利广场对一大群人讲话。后来他去了一些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地方－－“波兰天主教的摇篮”格涅兹诺（Gniezno），以及雅斯纳古拉（Jasna Gora）的修道院，那里存放着琴斯托霍瓦的黑色圣母像－－最后以荣归故乡克拉科夫结束。教皇的话以一种明白而诚挚的优雅，而不像是政治家的陈词滥调在两个层面上挑战了政权：他确认基督教徒反对无神论的信仰，还间接地谴责了对人权的侵犯和苏联对波兰的主宰。他预言说：波兰的未来“取决于有多少人会成长为不服从者（nonconformist）”。

到了1979年，教会领导人这么说已不新鲜。但这位新教皇的话之所以不同寻常，是因为他能利用无线电：数百万听众听到了他的讲话。他将胜利广场——一个当局用来进行正式活动的地方——变成了一大群波兰人一遍又一遍吟唱“我们需要上帝”的场所。而且他在以全世界天主教徒最高领袖的身份说话，这个权威大到甚至连共产党都在他面前变成哑巴。23

教皇的访问使波兰人的独立组织活动超出了保护工人委员会所梦想过的规模。国家靠边站，允许教会做大多数安排工作。在克拉科夫，学生简•库比克（Jan Kubik）和其他志愿者由修女们提供饮食,日夜赶制红白波兰旗和黄色教皇旗。教皇到来的前夜，他们站在脚手架上给一座宫殿挂旗子，这地方的街灯却神秘地灭了。人们自发地驱车过来，打开车灯，让工作得以完成。库比克回忆说：“没有人抱怨坏掉的电池。”一名天主教知识分子对一名美国记者解释说：“我们能自己做所有的事情。我们不需要政府......”24

教皇到来之前曾有一些关于会发生什么的令人沮丧的传言：数百万农民会涌到城市，随处睡觉，留下“疾病、粪便和尸体”。庞大的人群会挤死上千人。但一名作家冒险走上街头，却发现了一种“不同的走路方式，风格和节奏发生了变化......人群缓慢地起伏，人们行走着而不撞到彼此，互相让路......”。平民们维持秩序；所见之处没有警察。“成千上万的群众目睹了它自身，因为感受到自身的存在而变得强大。”另外一位相信由于教皇的来访“人们彼此更加靠近了”的是安娜•瓦伦第诺维茨：“我们变得更加勇敢”。25

最后一次在克拉科夫露面时，教皇为300万人做了弥撒，这是波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公众集会。这个国家突然在一瞬间成了世界的中心，而每个波兰人都知道这一点。在这样一个瞬间，空间无需国家的命令就被创造了出来，国家变得几乎完全无关紧要。正如亚当•米奇尼克所说，人民“曾经被压制了这么久，但突然间就重获了决定自身命运的能力。”26

格但斯克的摊牌

“第一次体会到......团结”

卡兹米耶日•布兰迪斯在1978年12月的日记中描写了华沙一家鱼店外肮脏的雪地里排着长队的人群，他们听到传言说有鲱鱼送来。这家店上午11点才开门，但是第一个人凌晨2点就来排队了。那天晚上，他在电视上看到一位政府官员为国家的经济成就欢呼。对普通波兰人来说，排队是一种经常要面对的苦差事。而对当局来说，排队意味着它早晚要做一件1970年和1976年的动乱证明它不能做的事情：涨价。27

盖莱克1971年决定取消其前任的涨价计划，这改变了波兰经济的进程。通过抑制消费来推动工业增长的旧政策，已经极有政治争议性，所以他放弃了这条路。为了在不让消费者物质生活发生困难的情况下为工业获得资金，贷款成了政府眼中的魔棒。政府从西方大量贷款，用硬通货贷款来为工业获取技术，也让购物者买到消费品。在工业变得更有生产力后，对西方的出口能够获得足够的钱还贷。政府会得到工业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政治稳定。或者说理论上是这样。

有几年，盖莱克看起来像个魔法师。借着这些贷款，20世纪70年代初投资迅速增加，工业增长速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店铺的货架上焕然一新，堆满了牛仔裤、电子产品、食品和其他进口商品。人均肉类消费在1970到1975年间增长了几乎50％，而住房和医疗保健也更容易获得了。

但是盖莱克的好日子不长了。当局没有为改革僵化的中央计划体制做出任何真正的努力，而像钢铁和造船这样的重工业，出口前景不好但在政治上却很重要，因此在投资中占了最大的一份。资金也被腐败官员贪污了一部分，他们购买游艇，建造奢侈的度假住处。工人们的工资迅速增长，但农场的生产却没有跟上步伐，所以得进口更多食品。当贷款日积月累，而进口的收益却从未实现，外债就剧增起来。新的贷款几乎完全用来偿还旧的债务。食品和其他商品的进口必须缩减。最终从肉类到剃须刀片所有商品都短缺。

到了1980年，波兰统一工人党已经被它自己的愚蠢错误困住了。缩减食品进口就需要提高价格来分配有限的供应。官员们在7月初宣布涨价。他们对工人们会怎么回应一点都不抱幻想，但他们希望至少能避免骚乱。地方当局被要求在有麻烦的地方以涨工资和大量供应肉类满足工人的方式来扑灭所有的火星。当局希望局部的让步就足以减少愤怒。

华沙市内和周边的罢工马上就开始了。罢工向其他城市蔓延时，官员们也忙着消除不满。但是这次他们难以让波兰人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雅采克•库隆在华沙的公寓中呼吁全国各地的活动分子收集和散布罢工信息。他联系了西方记者，后者通过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将新闻传回波兰。一个城市的工人听到其他地方的工人罢工并涨工资之后，他们就也如法炮制。在拉多姆等一些地方，官员们抢先提出涨工资来消除不满。没有发生罢工的地方之一是格但斯克。到了7月底，涨工资看来起作用了，风暴平息了。

然而就在8月初，就在党的领导人喘了口气的时候，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官员却做了件他们很快有理由后悔莫及的事情。8月7日，他们解雇了安娜•瓦伦第诺维茨，她已经在船厂干了几乎整整三十年，再过几个月就有资格领养老金。她起先是做焊工，后来做过吊车司机，这个工作让她在广大厂区里广为人知。她是一个身穿印花衣裳的祖母般的人物，她赢得了诚实不倦地为工友们辩护的名声。但她不只是受人欢迎而已。她也是格但斯克城里日益壮大的政治反对派和船厂里成千上万名工人之间的纽带。

1978年夏天，瓦伦第诺维茨从BBC广播上得知格但斯克一些活动分子希望工人们有自己的工会。她很快加入了这个团体；该团体包括安杰依•格维雅茨达（Andrzej Gwiazda）和琼安娜•杜达－格维雅茨达（Joanna Duda-Gwiazda）夫妇，他们都是造船工程师，年轻的历史学家鲍格丹•博鲁塞维奇（Bogdan Borusewicz），他参与过1968年的学生示威，也是格但斯克唯一的保护工人委员会成员，还有列宁造船厂医务所的一名护士阿莲娜•皮安科斯卡(Alina Pienkowska)，她在保护工人委员会发行的《通讯》中读到博鲁塞维奇的演说稿后参加了这个团体。与瓦伦第诺维茨同为1970年罢工领袖的列赫•瓦文萨也几乎同时加入。他们还拉进来一些年轻的工人，包括来自列宁造船厂的杰西•伯鲁兹扎克（Jerzy Borowczak）和安杰依•库罗德兹（Andrzej Kolodziej），以及来自附近的艾尔莫船厂补给公司（Elmor shipyard supply enterprise）的鲍格丹•里斯（Bogdan Lis）。

工会活动分子和城里的反对派团体通过博鲁塞维奇联系了起来。他们在本地工厂中散发工人报刊《工人》（Robotnik）。1978年8月他们开始制作自己的报纸《沿岸工人》（Robotnik Wybrzeza）。该团体的多数精力用在每年12月组织纪念1970年被杀船厂工人的仪式上。每次周年纪念之前几周，瓦伦第诺维茨和朋友们会在城市里张贴海报，在电车上和工厂的大门外发放传单；在那一天人们会在船厂2号门外聚集，献上鲜花，一分钟默哀，唱国歌，听演讲。

虽然当局没有用武力来驱散参加纪念仪式的人，但组织者个人还是付出了代价。他们被逮捕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审判，被短期拘留，被不知来历的人攻击，被解雇。来自艾勒托莫塔兹（Elektromontaz）工厂的年轻工人塔德乌什马•什切潘斯基（Tadeusz Szczepanski）帮助举办了1979年的仪式，几周后他失踪了。春天他残缺不全的尸体被发现漂浮在河上。

对如此野蛮行径采取行动需要巧妙的决心，而在这方面没有谁比列赫•瓦文萨更好。他1967年来到格但斯克，和另一位新来的年轻人旦努塔（Danuta）结婚，从事船厂电工工作。1970年罢工的时候，瓦文萨已经算是一名领袖了。他聪明且不怕说出心里所想的，但也富有幽默感。他以经验丰富、工作勤奋著称，这意味着船厂的官员们不得不对他多点容忍。1970年之后，他通过反复帮助组织纪念仪式、在工会会议上骂官员来试探这种耐心。1976年一次特别长的激烈演说之后，他终于被开除了。

这之后的几年里，瓦文萨不断遭到各家工厂解雇。在失业期间，他和他越来越大的家庭依靠来自教会、保护工人委员会和其他反对派团体的捐款以及工人们的捐赠生存了下来。虽然当局让他的日子难过，但他们也激励他成为了一名激进的组织者。他在这个城市最大的企业中已经广为人知，并且在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时将独立工会的消息散布到其他工厂。在待业期间，他是一个全职的活动分子，人们经常看见他驾着一辆涂画着波兰1791年民主宪法的小汽车在城市周围转悠。他还在格但斯克政治团体的聚会中出现，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间寻找盟友；他看上去谁都认识，到处都有他的身影。

瓦文萨和瓦伦第诺维茨早就认识到官方工会是假的，工人如果想争取自己的利益就必须组织起来为自己说话。1970年的罢工让他们知道当行动的机会再次来临时，哪些手段会失败，哪些手段会起作用。现在，由于和格维雅茨达、博鲁塞维奇等人的关系，他们意识到自己是船厂和格但斯克之外的事情的一部分。瓦伦第诺维茨信赖保护工人委员会的材料，她阅读持不同政见出版物，还参加飞行大学的演讲。而瓦文萨则觉得和其他活动分子一起工作是他“第一次体会到真正的人类团结。”28

1980年夏天之前，自由工会团体遵循由库隆和米奇尼克设计、保护工人委员会贯彻的反对运动模式。他们不是通过抗议来要求改革，而是蔑视当局假装可以控制社会。他们不要求表达自由和结社自由，他们就当已经有了这些自由一样行事，印发自己的报纸，举办自己的活动。他们通过这些工作让工人获得信息，让1970的记忆保持鲜活，反复宣传独立工会的需要，同时也在格但斯克异议知识分子和激进工人之间建立了联系。

然而自由工会团体心中有着更高的目标，那就是要组织全波兰的工人。他们有意要推进体制本身发生根本变化，让工人们有权利自我组织、自我防卫。到了改变体制的时候，华沙知识分子们所开创的方法就不够用了；这需要动员成千上万的人，并和政权发生激烈的冲突。1980年夏天，瓦文萨和他的朋友们突然发现他们自己正在领导这么一场运动。而解雇瓦伦第诺维茨则是点燃导火索的火花。

（未完待续）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8 00:48

回复 20#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21）——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我们正在占领船厂”

瓦伦第诺维茨被开除的那天晚上，大约六名格但斯克活动分子在皮欧特•迪科（Piotr Dyk）的家中聚会。迪科是一名医生，还是民族主义反对派团体青年波兰（Young Poland）的成员。在场的有瓦文萨，还有博鲁塞维奇、皮安科斯卡和安杰依•格维雅茨达以及两名年轻工人：在列宁造船厂工作的鲍格丹•费尔斯基（Bogdan Felski）和曾因试图发动罢工而被解雇，此时正要到巴黎公社船厂工作的安杰依•库罗德兹（Andrzej Kolodziej）。他们害怕迪科的公寓被装上了窃听器，于是出去，到了公寓区后面的院子里，在那里他们谈到要进行一次罢工。29

接下来几天里，博鲁塞维奇和三名年轻的船厂工人－－费尔斯基、杰西•伯鲁兹扎克和路德维希•普莱德金斯基（Ludwig Pradzynski）－－制定了计划。7月他们试图罢工时，船厂的工人没有响应。这次有了一个能打动人心的议题：瓦伦第诺维茨。他们印发了数千本小册子说明为什么她被解雇，要求让她复职，他们还要求涨工资及为1970年12月被杀的工人建造一座纪念碑。

在船厂内，伯鲁兹扎克悄悄地试探了几个工人，看这些议题能否让他们罢工；答案是肯定的。四名组织者对他们的计划保秘，即使是自由工会团体的同事也只知道罢工已经不远了。但是他们知道需要有更有经验的人在自己一边，所以他们在8月12日星期二找到了瓦文萨，问他能不能在明天早上领导罢工。瓦文萨婉转拒绝－－因为旦努塔刚刚生了第6个孩子；他需要留在家里。但到星期四他就有时间了。因此罢工被推迟了一天。30

星期四早晨4点30分，博鲁塞维奇正在格但斯克北部郊区开往船厂的线路上一个电车站里，提着几千份关于瓦伦第诺维茨的传单。黎明的时候，与他一道发传单的伙伴来了，两人一起搭乘一辆载着第一批早班工人的向南去的电车。他们分发传单，在下一站下车，然后登上下一辆经过的车－－此时另一个小组正在从南部出发的电车上发传单。发完传单之后，博鲁塞维奇才疲惫地回家。

他们到达船厂时，数千名工人已经知道了瓦伦第诺维茨的经历和她被解雇的事情。他们读到她三次获得奖励，她为其他工人而斗争，她和自由工会团体的工作。他们知道8月7日她被开除前管理方如何骚扰她。传单称：“当局难以容忍安娜•瓦伦第诺维茨，因为她保卫其他人，而且能够组织她的工友”。传单还警告说：“如果我们不能抵制这件事，就没有人能出来为反对提高工作量、破坏安全规范或是强迫工人超时工作说话了”。安娜•瓦伦第诺维茨保护过他们；现在是他们保护她的时候了。31

快到6点时，小型K-5船身组装车间的大约200名工人走进衣帽间，他们看到号召罢工的海报。整晚都没睡的伯鲁兹扎克刚刚贴出海报。他们换上蓝色工作服时，伯鲁兹扎克又在每人手中发了一份传单。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更大的K-3车间，普莱德金斯基在那里工作，还有W-3车间，费尔斯基等人在那里发了传单。

费尔斯基、普莱德金斯基和伯鲁兹扎克在衣帽间和车间里解释这次罢工，请求工友们出来，进入广阔的船坞里。虽然许多人——特别是老工人——不愿意，但有些人同意了。他们经过船身和车间时呼喊着：“离开机器，跟我们走”。伯鲁兹扎克和费尔斯基带领的人群会合，来到船厂一端普莱德金斯基的K-5车间里，已经有2,000人聚集起来。然后他们又往回走，人数不断增加。

现在时间刚过早上9点，他们来到1970年罢工者被枪杀的地方，臭名昭著的2号门前。一些人开始嚷着说应该离开船厂，游行到党委大楼。但领导者已经做好准备，他们不想重蹈1970年的覆辙，再造一张烈士名单。伯鲁兹扎克等人呼吁为1970年受害者默哀片刻，随后带领大家唱国歌，然后让罢工者平静下来，继续留在船厂中。32

一小会儿之后，罢工者聚集在行政大楼外的广场上。刚刚22岁的伯鲁兹扎克爬到一台开凿机升起的铲子上，将它变成了一个讲坛。他拿着扩音器，呼吁罢工者选举一个委员会。“我们需要可以信任的，在车间和工作小组里有权威的人”。不同车间和部门的工人们聚集起来，选出了他们的代表，一共20人。33

然后，船厂厂长克莱门斯•格尼希（Klemens Gniech）出现了，他爬到了铲子上。格尼希广受工人们喜爱和敬重。他20年前从一名船体装配工人做起。与其他党员一样，他曾参加过1970年12月的罢工，他被看作是一个进步人士。因此当他说一旦罢工者回去工作，他就会坐下来和罢工委员会的人谈判时，许多人已经准备相信他。看起来仅仅几个小时之后这场罢工就进行不下去了。34

格尼希突然发现列赫•瓦文萨来到了铲子上，站在他身边。“你认识我么？”，瓦文萨问厂长。他花了整个早上的时间试图甩掉那些习惯性地跟着他的安全人员，几分钟前他刚刚翻过了船厂边上的围墙。现在他站在数千名工人面前质问格尼希。他要求道：“告诉他们我为什么被船厂解雇了。我偷了东西？我是个贼么？我在这家船厂已经工作十几年了，我现在还自认为是一个真正的船厂工人。我已经有4年没有正常工作了。”当伯鲁兹扎克将瓦文萨的名字加入罢工委员会，让他成为第21个成员时，瓦文萨大声地说：“我们正在占领船厂！”罢工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保证说：“我会最后一个离开……”35

瓦文萨的出现让格尼希在谈判开始前就结束罢工的希望破灭，那是一个夺走工人代表的所有优势的计谋。现在，正在这两个男人不自在地一起站在开凿机的铲子上的时候，罢工者们喊出了自己的条件：安娜•瓦伦第诺维茨也必须纳入罢工委员会，并用格尼希自己的车子送到厂里来。罢工者们知道他们占据上风，他们享受着稍稍报复一下他们的头儿的机会。瓦文萨加上第二个条件：谈判过程要用高音喇叭在整个船厂里广播。这样普通人可以就跟进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知道代表们没有出卖他们。然后罢工委员会离开了，在瓦文萨以前车间的自助餐厅驻扎。

他们围着一张桌子喝茶，并且制定出了超出罢工组织者几个小时前所提出的要求。必须重新雇佣瓦伦第诺维茨和瓦文萨。必须给工人们涨工资并附加生活费用条款，肉类涨价必须撤销。给警方和军官的特别津贴必须废除。必须为1970年的烈士竖立一座纪念碑。罢工者们需要不秋后算账的保证，工人们还需要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正如瓦文萨和他的同事们在过去几年中所坚持的那样。

委员会带着这些要求回到行政大楼，与格尼希坐下来谈。但是厂长并没准备那些先决条件。他告诉他们，会议室没有和广播系统连接，因此广播谈判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麻烦瓦伦第诺维茨，他说；她不是很舒服而且这些兴奋场面会让她感到心烦。但是委员会不会这么容易被打发。瓦文萨宣布除非先决条件得到满足，否则他们不会进行谈判，工人们走了出去。

中午时分，罢工者们站在广场上，一辆灰色的小汽车载着瓦伦第诺维茨从2号门缓缓开进院子，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小胜一把。罢工者蜂拥着包围汽车的时候，瓦伦第诺维茨走了出来，爬到开凿机的铲子上。人们向她送上一束玫瑰（那天早晨从格尼希办公室外的灌木丛中采的）后，她几乎说不出话来，不得不擦着自己的眼泪。后来格尼希让步了，允许通过高音喇叭广播谈判。谈判将在明天星期五举行。36

星期四下午罢工者们为留在船厂作了准备。在船厂边上的诊所工作的皮安科斯卡向格但斯克人民散播需要捐献食品的消息，还招募一群学生去挨家挨户收。其他罢工者守着船厂入口，并禁止饮酒。有人竖起天线收听自由欧洲电台，还将厂内的易爆物收了起来。另一些人着手解决新鲜水的供应，住在附近的人回家带来床垫和毛毯。当白昼逐渐消逝的时候，一个由闲置的帆布做成的帐篷营就搭建起来了。37

罢工者在里面忙着的时候，皮安科斯卡一了解到罢工的细节就开始给雅采克•库隆打电话。消息从库隆口中传到了外国记者那里，然后再通过自由欧洲电台传回波兰。鲍格丹•博鲁塞维奇来到港口，让码头工人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又前往其他工厂。在这些地方，作为外人的他很难说服别人接受罢工的风险。但自由工会团体却和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地区一些大型企业的激进工人有联系，星期五早晨这些人采取了行动。

星期五是安杰依•库罗德兹在巴黎公社船厂工作的第二天。那天早上在公车上，这名20岁的陌生人接触他的新工友们，告诉他们列宁造船厂的罢工，呼吁他们不去工作。他在船身装配车间的衣帽间继续劝说，然后又到了一天开始挤满工作小组的广场上。看起来他和其他年轻鼓动者都失败了，领班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官员们催促工作小组前往车间和船身。但不一会儿之后，数十人离开了岗位，回到广场上；不久数千人加入了他们，罢工开始了。

在和列宁造船厂很近的艾尔莫工厂，安杰依•格维雅茨达和鲍格丹•里斯－－他与自由工会团体合作，而且身份特别，是该厂党委书记－－带领2,000名工人出来罢工。另外一个盟友亨里卡•柯兹渥努斯（Henryka Krzywonos）说服了城市交通工人罢工。修理船厂（the Repair Shipyard）和格但斯克北方船厂（Northern Shipyard）的工人也不工作了，北方港口的码头工人也是如此。到了星期五中午，大约50,000名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各个企业的罢工者都留在原地，准备占领厂房，选举罢工委员会，派出代表到列宁造船厂，后者看来成为了这一区域的神经中枢。

从星期四黎明开始罢工不到24个小时，一小批年轻的活动分子除了传单和海报之外没有其他装备，就发动起大批人来。第二天整个区域都在发生同样的事情。各地的罢工者都保持克制，没有冲进城市和警察对峙；而是呆在院子和工厂里－－这是他们能施加控制并且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受到保护的空间。通过向一个中心地点派出代表，他们开始建设一个单一的组织来团结和指导所有罢工者。而他们要求独立工会提高了事情的重要性：必须有比工厂管理者级别更高的官员介入进来。

这些都是一个没有预料到的扩大过程的第一步，这一扩大过程发动了一场超出自由工会团体预料之外的运动。一旦活动分子们引发了罢工，他们就不能完全引导下一步要发生的事，因为罢工的动力来自成千上万个体的行动。但是第一天的关键决定－－占领工厂，组织起来和要求独立工会－－不是自发的。这些决定反映了那些经历过1970年创伤的工人从中学到并传递给年轻工人的教训；它们也在自由工会团体的出版物中流传很多年。博鲁塞维奇回忆说：“我们不需要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不应该到街上去，为什么他们应该待在厂里。”波罗的海沿岸的工人们已经知道了应该做什么。38

（未完待续）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8 00:50

回复 21#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22）——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我们正在占领船厂”

瓦伦第诺维茨被开除的那天晚上，大约六名格但斯克活动分子在皮欧特•迪科（Piotr Dyk）的家中聚会。迪科是一名医生，还是民族主义反对派团体青年波兰（Young Poland）的成员。在场的有瓦文萨，还有博鲁塞维奇、皮安科斯卡和安杰依•格维雅茨达以及两名年轻工人：在列宁造船厂工作的鲍格丹•费尔斯基（Bogdan Felski）和曾因试图发动罢工而被解雇，此时正要到巴黎公社船厂工作的安杰依•库罗德兹（Andrzej Kolodziej）。他们害怕迪科的公寓被装上了窃听器，于是出去，到了公寓区后面的院子里，在那里他们谈到要进行一次罢工。29

接下来几天里，博鲁塞维奇和三名年轻的船厂工人－－费尔斯基、杰西•伯鲁兹扎克和路德维希•普莱德金斯基（Ludwig Pradzynski）－－制定了计划。7月他们试图罢工时，船厂的工人没有响应。这次有了一个能打动人心的议题：瓦伦第诺维茨。他们印发了数千本小册子说明为什么她被解雇，要求让她复职，他们还要求涨工资及为1970年12月被杀的工人建造一座纪念碑。

在船厂内，伯鲁兹扎克悄悄地试探了几个工人，看这些议题能否让他们罢工；答案是肯定的。四名组织者对他们的计划保秘，即使是自由工会团体的同事也只知道罢工已经不远了。但是他们知道需要有更有经验的人在自己一边，所以他们在8月12日星期二找到了瓦文萨，问他能不能在明天早上领导罢工。瓦文萨婉转拒绝－－因为旦努塔刚刚生了第6个孩子；他需要留在家里。但到星期四他就有时间了。因此罢工被推迟了一天。30

星期四早晨4点30分，博鲁塞维奇正在格但斯克北部郊区开往船厂的线路上一个电车站里，提着几千份关于瓦伦第诺维茨的传单。黎明的时候，与他一道发传单的伙伴来了，两人一起搭乘一辆载着第一批早班工人的向南去的电车。他们分发传单，在下一站下车，然后登上下一辆经过的车－－此时另一个小组正在从南部出发的电车上发传单。发完传单之后，博鲁塞维奇才疲惫地回家。

他们到达船厂时，数千名工人已经知道了瓦伦第诺维茨的经历和她被解雇的事情。他们读到她三次获得奖励，她为其他工人而斗争，她和自由工会团体的工作。他们知道8月7日她被开除前管理方如何骚扰她。传单称：“当局难以容忍安娜•瓦伦第诺维茨，因为她保卫其他人，而且能够组织她的工友”。传单还警告说：“如果我们不能抵制这件事，就没有人能出来为反对提高工作量、破坏安全规范或是强迫工人超时工作说话了”。安娜•瓦伦第诺维茨保护过他们；现在是他们保护她的时候了。31

快到6点时，小型K-5船身组装车间的大约200名工人走进衣帽间，他们看到号召罢工的海报。整晚都没睡的伯鲁兹扎克刚刚贴出海报。他们换上蓝色工作服时，伯鲁兹扎克又在每人手中发了一份传单。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更大的K-3车间，普莱德金斯基在那里工作，还有W-3车间，费尔斯基等人在那里发了传单。

费尔斯基、普莱德金斯基和伯鲁兹扎克在衣帽间和车间里解释这次罢工，请求工友们出来，进入广阔的船坞里。虽然许多人——特别是老工人——不愿意，但有些人同意了。他们经过船身和车间时呼喊着：“离开机器，跟我们走”。伯鲁兹扎克和费尔斯基带领的人群会合，来到船厂一端普莱德金斯基的K-5车间里，已经有2,000人聚集起来。然后他们又往回走，人数不断增加。

现在时间刚过早上9点，他们来到1970年罢工者被枪杀的地方，臭名昭著的2号门前。一些人开始嚷着说应该离开船厂，游行到党委大楼。但领导者已经做好准备，他们不想重蹈1970年的覆辙，再造一张烈士名单。伯鲁兹扎克等人呼吁为1970年受害者默哀片刻，随后带领大家唱国歌，然后让罢工者平静下来，继续留在船厂中。32

一小会儿之后，罢工者聚集在行政大楼外的广场上。刚刚22岁的伯鲁兹扎克爬到一台开凿机升起的铲子上，将它变成了一个讲坛。他拿着扩音器，呼吁罢工者选举一个委员会。“我们需要可以信任的，在车间和工作小组里有权威的人”。不同车间和部门的工人们聚集起来，选出了他们的代表，一共20人。33

然后，船厂厂长克莱门斯•格尼希（Klemens Gniech）出现了，他爬到了铲子上。格尼希广受工人们喜爱和敬重。他20年前从一名船体装配工人做起。与其他党员一样，他曾参加过1970年12月的罢工，他被看作是一个进步人士。因此当他说一旦罢工者回去工作，他就会坐下来和罢工委员会的人谈判时，许多人已经准备相信他。看起来仅仅几个小时之后这场罢工就进行不下去了。34

格尼希突然发现列赫•瓦文萨来到了铲子上，站在他身边。“你认识我么？”，瓦文萨问厂长。他花了整个早上的时间试图甩掉那些习惯性地跟着他的安全人员，几分钟前他刚刚翻过了船厂边上的围墙。现在他站在数千名工人面前质问格尼希。他要求道：“告诉他们我为什么被船厂解雇了。我偷了东西？我是个贼么？我在这家船厂已经工作十几年了，我现在还自认为是一个真正的船厂工人。我已经有4年没有正常工作了。”当伯鲁兹扎克将瓦文萨的名字加入罢工委员会，让他成为第21个成员时，瓦文萨大声地说：“我们正在占领船厂！”罢工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保证说：“我会最后一个离开……”35

瓦文萨的出现让格尼希在谈判开始前就结束罢工的希望破灭，那是一个夺走工人代表的所有优势的计谋。现在，正在这两个男人不自在地一起站在开凿机的铲子上的时候，罢工者们喊出了自己的条件：安娜•瓦伦第诺维茨也必须纳入罢工委员会，并用格尼希自己的车子送到厂里来。罢工者们知道他们占据上风，他们享受着稍稍报复一下他们的头儿的机会。瓦文萨加上第二个条件：谈判过程要用高音喇叭在整个船厂里广播。这样普通人可以就跟进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知道代表们没有出卖他们。然后罢工委员会离开了，在瓦文萨以前车间的自助餐厅驻扎。

他们围着一张桌子喝茶，并且制定出了超出罢工组织者几个小时前所提出的要求。必须重新雇佣瓦伦第诺维茨和瓦文萨。必须给工人们涨工资并附加生活费用条款，肉类涨价必须撤销。给警方和军官的特别津贴必须废除。必须为1970年的烈士竖立一座纪念碑。罢工者们需要不秋后算账的保证，工人们还需要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正如瓦文萨和他的同事们在过去几年中所坚持的那样。

委员会带着这些要求回到行政大楼，与格尼希坐下来谈。但是厂长并没准备那些先决条件。他告诉他们，会议室没有和广播系统连接，因此广播谈判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麻烦瓦伦第诺维茨，他说；她不是很舒服而且这些兴奋场面会让她感到心烦。但是委员会不会这么容易被打发。瓦文萨宣布除非先决条件得到满足，否则他们不会进行谈判，工人们走了出去。

中午时分，罢工者们站在广场上，一辆灰色的小汽车载着瓦伦第诺维茨从2号门缓缓开进院子，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小胜一把。罢工者蜂拥着包围汽车的时候，瓦伦第诺维茨走了出来，爬到开凿机的铲子上。人们向她送上一束玫瑰（那天早晨从格尼希办公室外的灌木丛中采的）后，她几乎说不出话来，不得不擦着自己的眼泪。后来格尼希让步了，允许通过高音喇叭广播谈判。谈判将在明天星期五举行。36

星期四下午罢工者们为留在船厂作了准备。在船厂边上的诊所工作的皮安科斯卡向格但斯克人民散播需要捐献食品的消息，还招募一群学生去挨家挨户收。其他罢工者守着船厂入口，并禁止饮酒。有人竖起天线收听自由欧洲电台，还将厂内的易爆物收了起来。另一些人着手解决新鲜水的供应，住在附近的人回家带来床垫和毛毯。当白昼逐渐消逝的时候，一个由闲置的帆布做成的帐篷营就搭建起来了。37

罢工者在里面忙着的时候，皮安科斯卡一了解到罢工的细节就开始给雅采克•库隆打电话。消息从库隆口中传到了外国记者那里，然后再通过自由欧洲电台传回波兰。鲍格丹•博鲁塞维奇来到港口，让码头工人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又前往其他工厂。在这些地方，作为外人的他很难说服别人接受罢工的风险。但自由工会团体却和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地区一些大型企业的激进工人有联系，星期五早晨这些人采取了行动。

星期五是安杰依•库罗德兹在巴黎公社船厂工作的第二天。那天早上在公车上，这名20岁的陌生人接触他的新工友们，告诉他们列宁造船厂的罢工，呼吁他们不去工作。他在船身装配车间的衣帽间继续劝说，然后又到了一天开始挤满工作小组的广场上。看起来他和其他年轻鼓动者都失败了，领班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官员们催促工作小组前往车间和船身。但不一会儿之后，数十人离开了岗位，回到广场上；不久数千人加入了他们，罢工开始了。

在和列宁造船厂很近的艾尔莫工厂，安杰依•格维雅茨达和鲍格丹•里斯－－他与自由工会团体合作，而且身份特别，是该厂党委书记－－带领2,000名工人出来罢工。另外一个盟友亨里卡•柯兹渥努斯（Henryka Krzywonos）说服了城市交通工人罢工。修理船厂（the Repair Shipyard）和格但斯克北方船厂（Northern Shipyard）的工人也不工作了，北方港口的码头工人也是如此。到了星期五中午，大约50,000名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各个企业的罢工者都留在原地，准备占领厂房，选举罢工委员会，派出代表到列宁造船厂，后者看来成为了这一区域的神经中枢。

从星期四黎明开始罢工不到24个小时，一小批年轻的活动分子除了传单和海报之外没有其他装备，就发动起大批人来。第二天整个区域都在发生同样的事情。各地的罢工者都保持克制，没有冲进城市和警察对峙；而是呆在院子和工厂里－－这是他们能施加控制并且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受到保护的空间。通过向一个中心地点派出代表，他们开始建设一个单一的组织来团结和指导所有罢工者。而他们要求独立工会提高了事情的重要性：必须有比工厂管理者级别更高的官员介入进来。

这些都是一个没有预料到的扩大过程的第一步，这一扩大过程发动了一场超出自由工会团体预料之外的运动。一旦活动分子们引发了罢工，他们就不能完全引导下一步要发生的事，因为罢工的动力来自成千上万个体的行动。但是第一天的关键决定－－占领工厂，组织起来和要求独立工会－－不是自发的。这些决定反映了那些经历过1970年创伤的工人从中学到并传递给年轻工人的教训；它们也在自由工会团体的出版物中流传很多年。博鲁塞维奇回忆说：“我们不需要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不应该到街上去，为什么他们应该待在厂里。”波罗的海沿岸的工人们已经知道了应该做什么。38

(未完待续）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8 00:53

回复 22#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23）——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谁想要罢工？”

正当这一地区的工人加入罢工时，地方当局正在等待来自华沙的指令。盖莱克缩短了在苏联的假期，星期五早上回到华沙。政权决定通过扑灭格但斯克中心的火焰来窒息这次罢工。第一步是将该市和波兰其他地方隔绝开来。星期五所有通往市外的电话和电传线路被掐断，道路被封锁。在列宁造船厂，格尼希奉命接受工人的多数经济要求。政府告诉他：“做任何能结束罢工的事情”。只是工人们的“政治要求”－－尤其是独立工会的诉求－－必须被拒绝。官员们相信，一旦与船厂的工人们达成交易，其他地方的罢工者就能被说服回去工作。39

这个计划的问题是列宁造船厂选举的罢工委员会绝大部分由激进分子组成－－像伯鲁兹扎克那样强硬的年轻人和瓦文萨和瓦伦第诺维茨那样有经验的老手－－他们不大会被涨工资收买。但是格尼希想出了一种能让罢工委员会屈服的方法。星期五早上谈判开始时，工人们从高音喇叭里听到他建议说，由于委员会中的代表仅仅来自船厂一些部门，应该每个部门选出三名代表来产生一个更有代表性的委员会。

瓦文萨等人无法表示反对而又不让其他罢工者觉得似乎违背了自己的民主原则。但是他们担心许多部门的官方工会会员和党员－－他们能授予特权或是解雇、调离某人－－会逼着工人选举他们自己或是其他小心谨慎的员工。他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那天晚些时候，新的更大的委员会组成之后，罢工组织者成了一个较保守的群体中的少数。40

星期五的谈判中，格尼希给了罢工者想要的多数东西。瓦伦第诺维茨和瓦文萨可以回来工作。地方党委书记可以保证罢工者不会被秋后算帐。会为1970年的受害者竖立一座纪念碑。厂长还给出了取消食品涨价和改革现有工会的含糊许诺。到了这天结束的时候，剩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涨工资的幅度。下午和晚上，其他工厂的代表赶来的时候，他们发现正当这场罢工在这个区域愈演愈烈的时候，罢工的中心却快要溃不成军了。

当星期六上午谈判开始时，格尼希拖延了一会儿，然后提出了和原来的要求差不多的涨工资幅度。委员会的成员现在看来急着拿到钱回去工作了，但是瓦文萨却在做最后的努力：他们应当坚持他们所要的工资、取消涨价、罢工津贴，而最重要的是成立自由工会的权利。格尼希许诺说如果他们结束罢工，他们还是能得到这些，他成功了。多数投票结束罢工。瓦文萨感到除了同意之外别无选择，拿起麦克风宣布罢工结束。数千名在船厂待了两个晚上的工人爬起来向大门走去。

大楼之外一片混乱。瓦文萨和其他的委员会成员出现时，他们被来自其他企业的代表包围了。其中一个人叫道“格但斯克船厂在背叛我们！”亨里卡•柯兹渥努斯和瓦文萨很熟，面对面地跟他说：“你不能这样做，列赫。如果你抛弃我们，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了。”突然间，瓦文萨知道他无法拒绝这些请求。他告诉人们：“我们必须尊重民主，因此要接受这些妥协，即使它不那么好。但是我们没有权利抛弃其他人。我们必须出于团结继续罢工直到所有人都获胜为止。我说过我会是最后一个离开船厂的人。我是说真的。如果聚集在这里的工人想要继续罢工，那么罢工就将继续。现在谁想要罢工？”人们高喊“我们要罢工！”41

瓦伦第诺维茨和皮安科斯卡冲回会议室想要广播继续罢工的决定，却发现麦克风被掐断了。格尼希回到办公室，通过高音喇叭告诉工人们罢工已经结束，他们必须回家－－下午6点之后被发现继续留在这里的人将遭到起诉。许多工人只听到格尼希的话，因此已经离开，剩下的人很快也会跟着离开。

但是两名妇女跑到三号门。皮安科斯卡平常是很柔和的一个人，她抓起扩音器，锁上门，要求大家安静，然后宣布：“三分钟后，所有人都可以离开，但是我想要说几句话，三分钟的时间你们总可以等。”她站在一个桶上，告诉工人们厂长说的是假话。工人们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不会有自由工会。“如果你们出去，1976年那样的事情就会再次发生；留下來的人会被军队包围镇压。他们会被解雇......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她看来正在将他们争取过来。“最重要的是大家的团结，所有的工厂，所有的工人的团结。” 这时工人们欢呼起来，大门再次打开时，只有4个人离开。然后皮安科斯卡乘上一辆电动载货车去了其他的大门，她在那里做出了同样的恳求。42

船厂的规模让消息无法传到每个人那里，许多罢工者疲倦了，急着要走。所以尽管皮安科斯卡十分努力，下午结束时多数罢工者还是离开了。有多少人留下了并不清楚；根据有些记载是400或500人，根据另一些记载则是大约1000人。这些铁杆罢工者必须坚持整个周末，希望工友们星期一早上出现时会再次加入罢工。与此同时，通讯员们赶往其他罢工工厂去说罢工仍在继续，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

“为了整个国家”

躲在造船厂中的活动家们不仅拯救了罢工，也拯救了独立工会运动。但是要赢得组织工会的权利，就必须动员整个沿海地区甚至整个波兰的工人阶级。只有规模庞大的总罢工才能造成足够多的经济损失，从而迫使政权在这种重大问题上让步。现在他们已经阻止了格尼希（Gniech）在野火蔓延之前将其扑灭的企图，便有机会召集一场更大规模的运动。

用博鲁塞维奇（Borusewicz）的话来说，首先他们必须要有一个计划——“一个大家都会追随的标语或旗帜。”周六晚间，二十个罢工企业的代表聚在造船厂卫生安全大楼的一间会议室里——也就是与格尼希会谈的地点，并且宣布成立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Inter-Factory Strike Committee，其波兰语缩写为MKS）。瓦文萨、瓦伦第诺维茨（Walentynowicz）、格维雅茨达（Gwiazda）和柯兹渥努斯（Krzywonos）是核心成员。经过多年来的散发传单、举行纪念仪式和遭受安全人员的虐待之后，现在他们成了数以万计罢工工人的发言人。出席会议的还有许多长期与自由工会团体合作的异议知识分子。他们一同工作至周六深夜，周日也工作了一整天。工作完成之后他们提出了二十一项要求。43

第一条是成立独立于党的自由工会的权利。这是格但斯克活动家们的旗帜，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沿海地区普通工人的梦想。第二条是禁止秋后算帐，接下来是具体的福利要求：罢工津贴，2,000兹罗提加薪和生活津贴。与格奥尔基•沙邦（Georgi Gapon）及其俄国同胞在血腥星期天向沙皇递交的请愿书一样，这些要求中也包括基本的权利和正义，例如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恢复由于政见问题而被解雇或从大学开除者的工作或学籍，以及取消安全部门和波兰统一工人党机关的特权。还有些变革要求不仅对工人有影响，而且对所有波兰人的生活都有影响：降低退休年龄、改善医疗服务、普及日托服务和延长产假，以及周六放假。

不过这些要求并没有挑战政府的权力。周六晚间，热诚的人权活动家塔德乌什马•斯祖劳斯基（Tadeusz Szczudlowski）提议要求完全废除审查制度。博鲁塞维奇表示反对。他坚持说他们不应威胁波兰统一工人党（PZPR）的政治控制力。他提醒他们说：“你们知道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废除审查制度的结果。”他们必须尊重现实：波兰是苏联集团的一部分，必须接受共产党的统治。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放弃了要求自由选举的提议。罢工开始才不过三天，罢工领导者就已经在遵守挑战政权的速度限制了。44

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希望罢工能够成为民众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其领导者知道，除非工人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否则他们不可能在长期斗争中获胜。因此他们给罢工加上了能够广泛激起共同的价值感的象征符号。周日上午，亨里克•索卡尔詹科斯基（Henryk Jankowski）神父来到2号大门前主持弥撒。成千上万人从城里赶来参加，他们手捧鲜花，高举波兰国旗。有人在大门上贴了一张约翰•保罗二世的照片。厂内的工人和厂外的市民齐唱圣歌，神父则给1970年工人遇害之处的木头十字架祝圣。随后还给十字架挂上了红白两色国旗颜色的丝带和黑色的圣母像。十字架顶端的一张纸上写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带领波兰脱离俄国独立的英雄约泽夫•毕苏斯基（Jozef Pilsudski）的名言：“只要愿意，就能做得到。”于是罢工者的梦想与波兰的民族精神合而为一。（45）

周末即将结束之际，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也面临着必须把罢工扩大到二十二家已经参加罢工的工厂和造船厂之外的任务——先扩大到格但斯克周围数以十万计的工人中，然后再扩大到西里西亚的煤田、克拉科夫（Krakow）和华沙周围的工业区，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另一大港口什切青（Szczecin）。不过现由国家控制的媒体中充斥着反对罢工的声音。格但斯克的报纸坚称罢工会使经济恶化。总理在电视上警告说，如果罢工不能很快平息，波兰的“盟友”——指苏联——将会感到不满。仍然待在造船厂内的罢工者被描述为一小撮不满分子，不顾广大工人的意愿阻止他们回去工作。

周日晚间，地下印刷厂印出了第一批关于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及其诉求的传单。周一一群通讯员开始行动，将传单送到沿海的各个工厂。运货至列宁造船厂的卡车司机也把消息带回供货的工厂。工人很难通过封锁格但斯克的路障，但是同情罢工的学生、医生和工程师却能成功通过。在华沙的库隆（Kuron）的帮助下，整个波兰的自由欧洲电台听众都知道了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及其诉求。周一，成千上万周六回家的工人返回造船厂，重新加入了驻守者的行列。三十多家新加入罢工的工厂也派代表前来；守卫人员一整天都在宣布有新的代表到来。到了傍晚，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已经囊括了该地区150多家工厂的代表。

得到这股新的支持力量之后，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已经做好了谈判准备，但现在局面已变，当局拒绝谈判。周一，政治局成员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Stanisław Kania）与省党委开会，秘密制定了一个新计划来结束危机。政府之前曾经试图与造船厂工人达成协议，从罢工的中心破坏它。现在他们反其道而行之，与十几家尚未加入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的企业的罢工者谈判，承诺大幅加薪——同时试图与加入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的各家企业的罢工者分别达成协议，以此来分裂他们。但基本策略还是一样的：收买工人，使他们远离自由工会的目标。同时他们还希望通过强行封锁格但斯克的电话和公路，骚扰罢工通讯员和监禁包括库隆在内的反对派人士来阻止罢工向外蔓延。最重要的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承认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

周二，波兰统一工人党官员一度考虑过另一种选择：用武力来镇压罢工。整个周末，列宁造船厂中的监守者都在担心遭到攻击，他们想象会有伞兵从天而降。但卡尼亚和格但斯克党委书记塔杜兹•费兹巴克（Tadeusz Fiszbach）都希望和平解决；1980年不是1970年，盖莱克也不是哥穆尔卡。盖莱克反复表示他会竭尽全力避免伤人。多亏库隆和随后来到格但斯克的外国记者，造船厂的戏剧性场面不仅进入了许多波兰人的视野，也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罢工者挟持了价值昂贵的船舶和机器做护身符，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些保护。宣传则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保护。46

因此至少就目前而言，这场冲突的未来发展要取决于政府的贿赂、造谣和威吓是否能够阻止爆发于上周、本周一仍然波涛汹涌的罢工动员。如果这些手段不管用，罢工广为蔓延且持久不衰，政府最后就要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与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谈判，或者使用军队镇压。

与此同时，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成员正坐在造船厂会议厅内的三张长桌前，在列宁的雕像下聆听新加入的罢工代表的发言，相互辩论并且制定计划。会场后方的技术人员把会议实况转播到造船厂的各个角落，还录制录象带给其他工厂的罢工者看。会场外，造船厂门卫把安全人员等不受欢迎的人拒之门外。另一些人则在看管船舶和机器，以免损坏。翻译们给外国记者和摄影师提供帮助。屠夫宰杀活猪活牛，饭菜用人们从各处带来的肉类、马铃薯、乳酪、面包和其他农产品做成。47

周三，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发表声明，坚称罢工者“不是为了自己微不足道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国家的正义而斗争”，全国民众似乎都同意这一点。每天都有一大群祝福者聚集在大门外。周三，格但斯克技术学院（Gdansk Polytechnical Institute）代表团抵达造船厂，宣布支持罢工；第二天，格但斯克作家联盟（Gdansk Writers' Union）和格但斯克大学（University of Gdansk）也做出同样的举动。自由欧洲电台广播了一篇支持罢工者的声明，该声明由天主教周刊编辑塔杜施•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起草，另有六十四名华沙知识分子联署。

星期五午夜过后，马佐维耶茨基和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布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Bronislaw Geremek）从华沙赶来与瓦文萨会谈。他们同库隆等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担心自由工会的要求走得太远，可能会引起冲突。他们虽然未能动摇瓦文萨的意志，但是在瓦文萨的邀请下决定留在造船厂中担任顾问。

罢工一直在沿海地区不断蔓延。到了周二晚间，263家企业参加了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第二天又有40多家企业参加——其他地方的罢工消息也开始传入格但斯克。什切青的涡尔斯基造船厂（Warski Shipyard）于周一停工；随后该地区另外几家工厂组建了自己的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与苏联接壤的埃尔宾（Elblag）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周四晚间，格但斯克各家曾经与政府个别谈判的企业的罢工者也加入了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

政府分化瓦解的策略已经失败。本周一开始罢工者就已经赢得了格但斯克人民的支持，激励了异议人士，还吸引了一群外国记者。现在罢工已经使整个格但斯克-格丁尼亚（Gdynia）地区陷入瘫痪，而且随时可能扩散到其他地区。周五晚间，政府高层准备尝试新方案。既然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一再邀请他们进行会谈，那么他们或许能够在让步不多的情况下与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达成协议；他们带着这样的希望表示将于周六前往造船厂。

经过一个星期的僵持之后，这场运动已经迫使政府承认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是罢工工人的代言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罢工领导者已经超越了1970年的经验。他们号召了这些年发展出来的新盟友：农民和市民为罢工者提供补给，专业人士和学生把罢工消息传遍沿海各企业；学者和异议人士为外国媒体做翻译，还为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提供建议。这一广泛的联合阵线没有发动罢工，但却挫败了政府孤立和消耗罢工者的企图。与1970年不同的是，现在工人不是孤立无援的。

（未完待续）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8 18:13

回复 23#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24）——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我们实现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

周六晚间，双方在卫生安全大楼会议室会谈，与会议室仅隔一道玻璃墙的会议厅里有数百名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代表旁听。外面还有成千上万的罢工者能够听到会谈的每一个字，政府人员进入会议室时必须从他们当中穿过去。政府一方以副总理梅奇斯瓦夫•雅盖尔斯基（Mieczysław Jagielski）为首。七月他曾设法结束了卢布林（Lublin）的总罢工，因此赢得了纠纷解决能手的名声。瓦文萨、格维雅茨达、柯兹渥努斯、库罗德兹（Kolodziej）、皮安科斯卡（Pienkowska）和其他罢工发起人则代表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发言。
现在数百家工厂数以十万计的工人有了共同的目标，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希望为进行更广泛的动员消除障碍。他们要求停止逮捕和殴打罢工通讯员，官方媒体广播有关会谈的新闻，并且恢复连接华沙的电话线，否则将拒绝就二十一项诉求进行谈判。雅盖尔斯基及其同僚大吃一惊。他们知道参加罢工的工厂越多，他们的地位就越弱，因此他们做出了一般性的保证，指出“技术上”有困难，还试图引导讨论回到核心诉求上。其中一位官员声称电话无法恢复是因为昨天晚上飓风袭击了华沙，摧毁了大半个城市，包括电话总局。皮安科斯卡指出：“请允许我指出，连接华沙的电话线上周五就被切断了，那是整整一个星期以前。那时可没听说有什么飓风。”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领导人明确表示，他们会一直等到政府满足这些先决条件再进行谈判。他们在谈判中占有优势，他们会充分利用这一点。48
一开始政府不知所措。直到周一晚间，连接格但斯克和华沙的电话才恢复通话，地方和国家电视台也开始播放关于会谈的报导。周二谈判再次开始，同时更多的宣传也给罢工风潮推波助澜。当天弗罗茨瓦夫（Wroclaw）工人罢工，并且成立了委员会，从而使罢工逼近了上西里西亚的重要煤田。到了星期三，格但斯克地区已有500家工厂罢工。另两个工业中心布龙贝格（Bydgoszcz）和托伦（Torun）也爆发了罢工，巨型钢铁厂诺瓦•胡达（Nowa Huta）厂的工人也在准备罢工。到了星期五，20,000名铜矿工人也参加了运动，波兹南（Poznan）采盖尔斯基（Cegielski）机械厂的工人警告说，如果格但斯克会谈没有达成协议，他们就会罢工。现在政府在与时间赛跑，因为每过一天经济损失都会增加。
虽然最高领导人已经失去了全国工人的服从和对通讯的控制，但他们仍然希望能够在谈判桌上挽回一些东西。他们认为如果在经济要求上让步，或许就能避免根本性的改革，尤其是独立工会。政府曾在1956年和1970年两度面临工人起义，两次都用在经济问题上让步和承诺改革现有的工会平息了风波。甚至有些为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作顾问的知识分子也认为，官方工会民主化就是他们所能要求的极限，顽固拒绝接受这种方案只会破坏达成协议的机会。但他们与之谈判的这些人已经把独立工会当作一生的核心目标，决不会在离目标如此之近的时候放弃。
周二谈判恢复时，雅盖尔斯基保证将彻底改革官方工会，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代表不为所动。码头工人代表坚持道：“事实是，我们目前的工会毫无用处，一事无成。”鲍格丹•里斯（Bogdan Lis）说得更加生动：“我们不要输入新血，我们要一个全新的器官。”短暂休息之后雅盖尔斯基提议双方指定“专家”举行闭门会谈，起草协议文本，主要谈判代表继续公开会谈。这违背了罢工领导人8月14日以来一直要求的公开性原则，但瓦文萨等人同意了。他们感到——后来也证明他们是对的——政府已经准备退让，只是希望避开公众和外国媒体的目光。49
波兰统一工人党终于准备在罢工者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上让步了，协议最终能够达成也是因为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准备有所回报。表现为忠诚的反对派而不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统治的威胁可能只是一种表象，但这润滑了谈判的车轮。周二的会谈一开始，瓦文萨就保证罢工者“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本周晚些时候的“专家”小组会议上，一名政府谈判代表坚持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必须承认党的“领导地位”，工人一方表示同意。一党专政很难得到支持，但用政治羞辱来强行灌输这种观点会有危险。50
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还做出一项让步。虽然委员会希望所有波兰工人都能获得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但政府拒绝了；格但斯克以外的工人必须自己争取这一权利。有些罢工者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坚决顶住，但瓦文萨、格维雅茨达和顾问们都主张让步，他们获胜了。
到了周末，协议已经近在眼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也面临重要关头。政治局会议在华沙召开，争论究竟是接受协议还是诉诸武力镇压。安全部门头目卡尼亚和国防部长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反对镇压，他们担心部队会违抗攻击造船厂和其他企业的命令。当天晚些时候，雅盖尔斯基得到指示尽快完成协议。
周六和周日两天，全体谈判代表敲定了最后的细节。政府将尊重工人自行组织工会的权利，但要求工会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不反对现存的国际结盟体系”。这就是重点所在：工人得到了自己的工会，但工会不能参与政治，也不能反对苏联。罢工者还赢得了罢工权、新的新闻法、对政治压迫进行调查和经济保证——政府还承诺不对罢工者和帮助者秋后算帐。
周日下午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瓦文萨知道不是所有的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代表、罢工者和异议人士都对协议——尤其是关于党的领导地位的条款感到满意。他问道：“我们是否实现了我们想要的一切？没有，我们没有实现一切，但我们都知道我们实现了很多。我们实现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我们也将实现其余的目标，因为我们有了最重要的东西：独立自主的工会。这是我们将来的保证。”然后他宣布罢工结束，随后他与雅盖尔斯基签署文件。当时是8月31日星期日晚间，数以十万计的工人将于第二天早晨返回工作岗位。51
协议承认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是代表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地区工人的新工会的创始委员会。几天之内新工会就在格但斯克市郊的一家旧旅馆里建立了办事处。瓦文萨任主席，他邀请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担任首席顾问。罢工组织者决定给新工会起名为团结工会，这个名字来自造船厂出版的罢工简报的标题，它抓住了20世纪70年代激励了反对派运动的共同抗争精神。8月30日什切青罢工者与政府签署协议之后，也给当地的新工会选择了同样的名字。
根据承诺，官方媒体刊登了协议全文，所有波兰人都知道了格但斯克工人赢得了哪些东西。没过几天其他地区的工人就开始要求同样的权利，然后又向格但斯克的团结工会询问应该如何占领工厂和组建联合工厂委员会。波兰各地的工人受到沿海地区罢工的鼓舞，抓住组织工会的权利不放。9月17日，各地代表在格但斯克开会，谋求建立全国性组织——选举全国协调委员会（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ssion），以便为地区性工会提供指导。当时全国的团结工会会员人数已经超过300万，到年底时团结工会会员人数已经接近千万。八月间，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确信，罢工者坚持要求的自由工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与其他异议人士一样，他确信政府决不会容忍自己控制全国的铜墙铁壁上有任何裂缝。但波罗的海沿岸的工人让政府别无选择，波兰绝大多数领薪者成为不受党或国家控制的全国性组织成员。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中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52

十六个月

“外表……必须原封不动”

八月罢工尘埃落定之后，团结工会发现自己的处境与1905年《十月宣言》之后的沙皇反对者类似：运动刚刚促成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但政权却分裂成温和派和强硬派，而且可能退回到专制的老路上。起于造船厂但吸引了全国人民的注意的冲突不可能很快平息。
狭义而言，团结工会的目标是迫使政府遵守格但斯克协议中的二十一条，尤其是工会权利。不过团结工会虽然从罢工中产生，而且目前仍然是一个工会组织，但它也成了一场吸引了成百上千万人——其中许多并不是工人——参加的运动的先锋，这些人决心为让所有波兰人都能独立结社开拓空间。团结工会事实上继承了1970年的罢工者和保护工人委员会（KOR）中的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而政府认为这些人都是对共产主义的威胁。八月之后，站在运动前线的人都知道，过于催逼政府可能会导致镇压，甚至引来苏联的军事行动。1980年秋天，团结工会领导人在演讲中一再坚持他们不反对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地位和《华沙条约》。正如八月罢工期间所做的那样，他们把真正的民主排除在议程之外。
在这些限制之下，天主教会似乎可以成为团结工会的榜样。教会通常能够处理自己的事务，也能保持大批忠诚的信众。作为回报它放弃了正面批评共产主义统治的做法，不过个别教会人士仍然敦促政府尊重人权。有些人认为团结工会能够成为另一个独立而稳定的公共领域，为另外一些类型的信众提供庇护——让共产党统治名存实亡，成为一层包裹着民主和自治的社会的萌芽、防止苏联入侵的外壳。英国记者尼尔•阿彻森（Neal Ascherson）写道：“波兰就像受到文物保护令保护的老房子。内部可以现代化，甚至全面改装。但外表和屋顶必须原封不动。”53
团结工会的计划——与党竞争对波兰未来的控制力，而不争夺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不仅需要高度的自制，还需要从其民众基础中汲取一切力量。这种努力要想取得成功，工会的支持者就必须团结在“自我限制”的目标下，虽然许多人对此感到不满。罢工期间，瓦文萨全靠自己的个人声望和政治手腕才平息了大家对接受党的领导地位的条款的反弹。这些迫切要求民主而不顾苏联干涉这一达摩克利斯之剑的人一定会再次发言。而且如果经济继续走弱，党无法兑现所承诺的物质利益，那么团结工会就不得不在工资和物价问题上与政府进行正面对抗，否则就可能会失去普通工人的支持。
团结工会的优势地位还要取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是否承认自己的影响力下降。八月协议签署后没有几天，爱德华•盖莱克（Edward Gierek）就被心脏病发作所击倒，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被选为第一书记——这标志着党内务实派的出现，他似乎准备在“革新”的口号下执行与罢工者签署的协议，并且避免新的对抗。但党内和安全部门中许多人没有如此开明——他们可能会竭尽全力阻止波兰统一工人党做出更多让步。最后，团结工会希望实现的一切目标，都要取决于苏联是否选择作壁上观。不过早在八月协议签署之前，莫斯科就已经有所警觉，《真理报》和《消息报》谴责罢工是“反革命事件”，并且声称“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工人。思想正统的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政府的指责甚至更加尖锐，东欧另一些共产党政权也表示，如果华沙无法摆平团结工会，那么“友邦的援手”就可能会伸出，无论是否受到邀请。入侵波兰的国际、经济和军事成本巨大，但总有人认为苏联会愿意付出这一代价。据报导，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10月29日在莫斯科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绝对不能失去波兰。”54

（未完待续）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8 18:14

回复 24#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25）——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演习与汽笛

1980-1981年秋冬，波兰不断在危机的出现、解除和重现中循环。当局一再违背八月协议中做出的承诺，或者做出违背其精神的举动——延缓涨工资的步伐，制定新的审查法规及骚扰试图建立新工会的工人。十一月，警方突袭了团结工会在华沙地区的办公室，逮捕了一位名叫杨•纳罗兹尼亚克（Ja Narozniak）的年轻印刷工，指控他“散布国家机密”。一月，政府宣布波兰工人每月有两个星期六必须工作，违背了星期六放假的承诺。官方媒体——尤其是电视新闻不断攻击保护工人委员会，并且对其“反政府”行为展开调查。雅采克•库隆于3月5日被捕并被拘押六小时。
这些公然冒犯的行为造成了一种两难局面。如果团结工会无所作为，那么敌友双方都会认为它是纸老虎，没有支持八月协议的决心。但是如果它进逼太紧，又可能会招致强硬派的反弹。团结工会找到了一条中间路线：精心设计每次回应，保持变革的势头而又不把政府逼到悬崖边上——它提出要求，呼吁或威胁举行抗议罢工，然后会见政府官员达成妥协方案。团结工会用这种方法赢得了新的涨工资承诺，纳罗兹尼亚克获释，每月只有一个星期六工作，反对派可以上电视和广播发言，还可以出版一份报纸。这些半吊子的成就并不能令其支持者完全满意，而且一旦协议达成，瓦文萨和其他领导者就会忙着说服工人取消罢工。但紧张得到了缓解，新的矛盾出现之前有了短暂的喘息空间。
1981年三月，团结工会立场中存在的矛盾——有权制约政权，但使用这一权力则会面临危险——浮出了水面。波兰农民从秋天起就在为自己的工会——称为农村团结工会（Rural Solidarity）——寻求承认。他们得到了团结工会和教会的强力支持，但政府顽固拒绝给这个组织登记，声称农民不拿工资，因此不能组织工会。经过几个月的摩擦之后，这场争端终于酿成全国性危机。
3月19日，农村团结工会代表与团结工会地方分会领导恩•鲁劳斯基（Jan Rulewski）一同前往布龙贝格市参加政府委员会的会议。他们被告知可以发言支持对农民团体进行登记，但会议在他们有机会发言之前就休会了。然后活动家们和一些委员会成员留下来撰写联合声明。到了晚上他们还待在那里，200名警察两次进入房间要求他们离开。他们手挽手站成一圈拒绝离开，还高唱国歌，直到警察把他们拖出去。后来有人说他们像1976年的被捕工人那样遭到夹道殴打。包括鲁莱夫斯基在内的三个人遍体鳞伤。
这一消息激怒了整个波兰。布龙贝格的群众高呼“盖世太保”。团结工会要求进行调查，并在办公室里挂上受害者满脸是血的照片。次日，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的代表在布龙贝格开会，决定要采取什么行动。许多人希望用最后的手段——总罢工——来加以威胁。八月谈判的顾问和老将塔杜施•马佐维耶茨基和布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警告说，总罢工只会给强硬派提供镇压的借口。第二天，瓦文萨提议于3月27日星期五举行四小时全国范围的警告性罢工。如果四天后没有与政府达成协议，就会号召无限期总罢工。但代表们想要立即发动总罢工，只有在瓦文萨愤而退席之后他们才接受了他的计划。他们提出五项要求，包括惩罚布龙贝格的肇事者和承认农村团结工会。
接下来的几天里，气氛紧张得让人无法忍受。苏联领导人延长了正在波兰举行的华沙条约国家军事演习，波兰首都处于苏联军队的攻击距离之内。华盛顿和西欧国家政府都警告说可能会发生入侵。与此同时团结工会也在动员其会员。全国委员会在列宁造船厂内设立了办事处，地区总部也从毫无防护的建筑中搬到了工厂大本营。布龙贝格的分会则在铁路车场工作，那里的维修车间和火车能够提供防护。如果发生总罢工，团结工会会员将占领工厂，并且按照去年八月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和列宁造船厂的模式组织起来。如果政府宣布紧急状态，罢工者将组成影子委员会，一旦团结工会领袖被捕就接手他们的职务。如果苏联入侵，公民们将更换路牌并且拒绝给占领军提供补给。
星期五早上八点，波兰各地的工厂都响起了汽笛声，工人们放下了工具。一百多万名共产党员违抗政治局的命令，服从了罢工号召。电视屏幕一片空白，上面只有“团结——罢工”的字样。只有少数企业——各种基本服务、钢铁厂、兵工厂等等——没有参加罢工。当时还是高中生的雷德克‧斯考斯基(Radek Sikorski)回忆道：“当时的景象很诡异。没有一家售货亭开张，也没有一辆街车或公共汽车开动。”建筑披上了红白两色的旗帜，人们也戴上了红白两色的臂环。中午时分汽笛再次响起，罢工结束。55
团结工会展示了实力。但苏联也毫不示弱：坦克仍然隆隆作响地驶过乡村，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则发布了一则歇斯底里的报导，称“颠覆分子”正在试图夺取波兰的政权。就在团结工会准备于周二发动总罢工之际，盖莱梅克和马佐维耶茨基敦促瓦文萨悬崖勒马。红衣主教威斯津斯基（Wyszynski）也建议工会领导人为危机寻找出路。教皇也在罗马恳求双方和解。瓦文萨也小心谨慎，虽然他知道普通工人一心想要罢工，但还是决定“民主必须受到限制”，他将于本周末和工会顾问一起与政府谈判。瓦文萨与政府谈判代表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ław Rakowski）对峙时，其他团结工会领导人只能待在华沙一家旅馆的房间里，无从得知会谈内容。56
周一晚上7点半，波兰人民花了整个周末的时间在工作场所储存食物和睡袋以备罢工之后，纷纷打开电视收看新闻。他们看到安杰依•格维雅茨达（Andrzej Gwiazda）在宣读一份声明：团结工会已经与政府签署协议。当局承认布龙贝格警方的行为违反了关于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的共识，并且对殴打事件表示“遗憾”；犯罪者将受到惩罚。农村团结工会登记等待批准期间政府不会对其进行干涉。团结工会方面则决定取消罢工。不久之后瓦文萨解释他决定签署协议的原因时说：“我认为风险太大了。”57
全国委员会周二和周三两天在格但斯克开会，代表们对瓦文萨表达愤怒之情。他们怒斥他被苏联的坦克吓倒了，没得到多少回报就轻易放过政府——代表们还被他的“反民主”手法所激怒。被瓦文萨说服宣布停止罢工的格维雅茨达也谴责自己参与此事的错误，并且提出辞去在委员会主席团中的职务。安娜•瓦伦第诺维茨（Anna Walentynowicz）主张团结工会无论如何都应该继续进行罢工，因此被撤消了列宁造船厂代表的职务。团结工会的创会核心四分五裂。
尽管布龙贝格的事件引来许多争执，但团结工会在1981年春天所取得的成果似乎证明了接受较少的让步以防止爆发冲突的战略的正当性。团结工会的主要手段是1980年八月由沿海工人所创造，然后在接下来几周里被整个波兰的工人所复制的占领性总罢工。对一个有着大约1千万名会员的全国性组织来说，发动罢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破坏国家的经济。不过团结工会通过挥舞棍棒而不使用的方式避免了冲突，同时几乎使整个波兰改头换面。
最基本的变化是一大部分波兰工人在波兰统一工人党控制的机构之外组织了起来。团结工会会员不仅包括产业工人，也包括教师、医护人员、工程师和技师，甚至还包括警察。一百多万名农民参加了农村团结工会。大学生也成立了自己的联合会。在共产党国家中建立自组织社会的理想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变成了现实。
同样令人振奋的还有公共生活方向上的改变。12月16日，包括团结工会、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教会领导人在内的100,000多人聚集在列宁造船厂外一个新建的140英尺高的纪念碑下，纪念1970年的屠杀事件。整个活动中大家都遵守了工会的禁酒令——此举展示了公众的清醒节制，而政府从未能够成功地诱使这个并不以自制著称的民族做到这一点。克拉考斯基（Kolakowski）、库隆和米奇尼克所倡导的私下发展的公民社会终于变成了现实。早在1980年秋天，国家对大众传媒的控制就有所放松。人们在报摊前排起长队抢购官方报纸，因为上面刊有关于政治辩论的生动报导，还呼吁公众参加清洁环境等活动。团结工会在各地的分会都有自己的报纸。对电视新闻的审查仍然十分严格，但团结工会拥有固定的电视和广播时段，周日弥撒也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波兰人民已经开始尝到自由的滋味了。

措辞严厉，希望渺茫

这些新的自由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团结工会有力量用能够削弱国家的罢工来威胁政权对国家的控制。工人们巩固这股力量的决心激励了波兰其他希望自我组织的团体——毕竟，布龙贝格危机就是由试图发起农村团结工会的农民遭到攻击而引起的。但是到了1981年，随着时间的流逝，巩固这股力量的战略却越来越难以实施。
团结工会的做法依赖于其对手拥有远见这一乐观假设。20世纪70年代米奇尼克曾经写道，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成员都是实用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而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信徒。米奇尼克断言：“党的‘务实派’没有理由追求民主改革——追求多元主义和真正的自治。但他们确实有理由明白与支持多元的力量妥协的益处……因为他们非常清楚，镇压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只会给社会不满的再次爆发提供理由，而且其后果难以预料。”如果米奇尼克是对的，那么团结工会持续但小心地施加压力，就可能会成功赢得一连串的妥协，每次妥协都会给公民社会的成长创造新的空间。58
八月事件之后的两位波兰统一工人党首脑似乎都符合米奇尼克的实用主义者形象。第一书记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似乎与爱德华•盖莱克是同一类型的共产党官僚，卡尼亚与其前任一样都出身于下层社会，通过精通政治游戏的规则而在党内步步高升。他会竭尽全力避免公开冲突。多亏了他的影响力，波兰统一工人党才签署了八月协议而不是诉诸镇压，他也一直在与新工会谈判。
1981年二月开始担任总理的国防部长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则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性格。到1980年为止，党内精英多是受教育有限的粗人，很容易遭到反对派知识分子的嘲笑。相对而言，雅鲁泽尔斯基是旧地主家庭的后代，这一点从其言谈举止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以自律和诚实著称，在20世纪70年代那些腐败泛滥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中显得与众不同。人们普遍误认为1970年起义中是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不让军队向工人开枪。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担任总理后，瓦文萨对他表示欢迎，说他是“善良的波兰人”，布龙贝格危机期间，瓦文萨称他为“我们可以信任的军人”。59
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看似都是能够与团结工会达成妥协的理智之士，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妥协，而是因为其他方法更糟。但政权中的其他势力则没有如此灵活——由于新工会而失势的老工会官员，如果八月协议得到遵守就会失去特权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官僚，以及其势力将因工作场所民主化而受到限制的企业经理。广播电视和报纸上无拘无束地谈论政府的罪行和错误触怒了他们，对他们来说，卡尼亚屈从于团结工会的要求是一种背叛，是对“无政府主义”的退让。
比起党内同志的不满来，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有更加值得担心的事。苏联领导人一直认为团结工会只是企图切断波兰与苏联的关系的社会主义的敌人的幌子。出现任何反苏情绪的苗头都会激怒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甚至会抱怨普罗威（Pulowy）这样一个小村庄的团结工会通讯中刊有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的漫画。勃列日涅夫本人开始通过电话骚扰卡尼亚，有时一天打三次电话，坚持要求他实施军管。一次克里姆林宫首脑甚至建议波兰政府在秘密地点放置一批武器，然后当局再“找到”它们，并且声称这些武器是团结工会的，将其作为镇压的借口。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数次被拉去会见苏联政治局成员，被威胁恫吓几个小时，并被指控为纵容对手。雅鲁泽尔斯基后来说，1981年他与苏联军事指挥官维克多•库列科夫（Viktor Kulikov）元帅在一起的时间比和自己的妻女在一起的时间还多。（60）
还有另外一种不稳定因素。八月罢工激起了波兰统一工人党草根阶层的反抗。300多万名党员中有20多万人退党，可能还有100万名仍然留在党内的人也加入了团结工会。这些人多数不是中层官僚，而是普通党员，他们迫切要求波兰统一工人党民主化——废除特权，党内会议上允许公开讨论，以及举行自由和公开的领导层选举。这对党内精英中的软硬两派都是个威胁。
改革派一度似乎有可能成功。1981年初，各省的党代会举行了竞争性选举，以此来选择参加七月代表大会的代表，结果会议却变得混乱失控。代表们大肆抨击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并且改革了党内的工作方式。不过苏联政治局的一封信把推进民主称为“分裂党的工具”，无疑使许多代表感到了威胁。该信暗示走得太远可能会有危险。虽然代表们拒绝改选多数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但仍有少数改革派进入了新的领导层。妥协派和强硬派仍然在高层维持着不稳定的平衡。61
团结工会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的骚动显得毫无兴趣。对多数团结工会活动家来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已是强弩之末。他们只期望波兰统一工人党能够有尊严地撤退，这样体制顶端的笨重身躯才不会压制年轻自由的社会的崛起。如果像雅鲁泽尔斯基这样的著名人物都准备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地位的下降，团结工会为什么还要寄希望于想要使波兰统一工人党重振雄风的党内反对派呢？
但波兰统一工人党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无法对克里姆林宫的怒吼充耳不闻。早在三月初，也就是布龙贝格事件发生两周之前，第一份有雅鲁泽尔斯基签字的军管应变计划就已经送往莫斯科。一个月之后，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被带到苏联边境之内一节挂有花边窗帘的废弃火车车厢里，花了六个小时来聆听苏联政治局的两位资深委员——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和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Dmitrii Ustinov）——要求确定镇压日期的谈话。波兰领导人尽量拖延，但问题不是是否镇压，而是何时镇压。九月中旬最后的军管计划已经完成。10月18日，卡尼亚被解除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职务，雅鲁泽尔斯基接任。62
人们事后回想起来时也无法确定军事解决方案是从何时起变得不可避免的。军管的准备工作发生在团结工会的视线之外，因此工会也没有得到何时应该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的明确信号，虽然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曾经警告过同事们不要低估政府。即使工会领袖们知道面前的危险，他们也很难改变越来越不受他们控制的运动的方向。到了1981年底，推动团结工会的是民众的激情而不是冷静的战略思考。
黯淡的经济使冲突更加恶化。商品越来越少，商店前面的队伍则越来越长。糖、面粉和肉现在都要定量供应。几个月的艰苦生活开始碾碎去年诞生于格但斯克的乐观气氛，人们很难在基本需要难以满足的情况下去享受新的自由。人们认为短缺是由腐败、顽固守旧的官僚们的破坏或苏联对波兰的经济剥削造成的。1981年夏秋两季，自发罢工和食品抗议开始增加。饥饿的群众似乎随时有可能造成阵发性的暴力事件。
经济危机给团结工会的策略增添了复杂因素。工会不能在会员遭受苦难之际袖手旁观。但在工资和物价上与政权做斗争将会危及社会自由空间的拓展，而且在无法偿还外债的情况下，罢工只会使经济更加不稳定。更加聪明的做法似乎是达成另一项协议。如果团结工会约束其会员，制止自发罢工，说服工人放弃一些周六假期——甚至支持政府官员一再建议的提价——工会就能够要求在经济政策制定中拥有发言权。团结工会就能够在分享权力的同时维持秩序。63
但在1981年即将结束之际，团结工会却偏离了1980年八月设置的自我限制。自从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在列宁造船厂召开首次会议以来，每当政治要求被搁置时，团结工会活动家总是进行自我检查。他们中多数人对苏联的统治深恶痛绝，而且渴望真正的民主，但只要不给对手提供镇压运动的理由，有些不足也是可以忍受的。但在团结工会诞生一年之后，这些克制的做法逐渐消失。反对派中的激进分子陶醉于团结工会所享有的压倒性的民众支持和对国内不满气氛的反映，因此提高了声音。
最坚定的言辞来自民族主义团体独立波兰联盟(Confederation for an Independent Poland，KPN)，该组织要求自由选举，而这意味着结束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统治。至于这样做了苏联会有什么反应，布龙贝格殴打事件的受害者之一恩•鲁劳斯基宣布：“考虑真实或想象中的来自苏联的威胁是一项错误。”独立波兰联盟领袖坚持说：“如果我们有行动的意志，那么一切都是可能的。”（64）
团结工会领导人要想仍然居于前锋位置，就不能落在最激进的意见后面太远。虽然团结工会不倡导结束一党专政，虽然它屈服于“战后欧洲的权力体系”，但团结工会也于十月初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并说拯救波兰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民主和全民主导的基础之上改革国家和经济”。地方政府必须民主化。全体公民必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官也应该独立。65
就在团结工会忙着起草宣言和呼吁达成新的妥协时，雅鲁泽尔斯基及其下属却在准备军管——并且评估其部队的可靠程度。普通警察毫无用处；超过四分之一的警察参加了团结工会。军队士兵——大多是义务兵——与世隔绝，而且受到了反团结工会宣传的灌输——但两年的服役期即将于十月届满，届时将有150,000名新义务兵应征入伍，大家都在揣测他们会忠于哪一方。为了慎重起见，政府把即将退伍的士兵的服役期延长了两个月，但是无论如何军队扮演的只是次要角色。突击部队将由特殊的准军事单位担任，尤其是100,000人的国内保卫部队（Internal Defense Forces）和ZOMO防暴警察；他们养尊处优，与普通波兰人隔离，而且都受过强力的政治灌输。他们会服从命令，这是无庸质疑的。
虽然军管的策划工作是秘密进行的，但政府策略的改变却是看得见的。官方媒体从夏末开始大肆抨击团结工会。与团结工会的会谈虽然还在继续，但团结工会在经济政策上分享权力的提议却遭到了拒绝；政府似乎宁愿让经济下滑，同时将其归罪于团结工会。也有证据显示军方有些动作。到了十月底，政府宣布将向2,000个村庄派遣部队协助食品供应和维持法律秩序的工作；一个月之后政府又向大型工厂派遣了部队。十一月底，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要求波兰议会授予政府紧急权力，包括禁止罢工的权利。最后，ZOMO防暴警察终于在12月2日展示了自己的实力，他们用直升飞机降落在屋顶上，闪电突袭了被学生占领的华沙消防学院。
事后来看，政府打算关闭团结工会为波兰社会打开的窗户，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对全神贯注于日常事务的团结工会领袖来说，这似乎并不是那么明显。多数人看到雅鲁泽尔斯基正在收紧控制，但没有想到即将到来的打击会有多重。或许团结工会领袖在谈判桌上会见了一个又一个的政府官员之后，已经把他们视为有血有肉的人，而不再把他们当作冷酷无情的冷血动物。或许他们确信现在的政府首脑出身军旅，因此可以指望他做出正确的选择，对波兰人来说这意味着决不自相残杀。与1905年俄国的先行者一样，他们确实不认为军队中的年轻士兵会向自己人开枪。有些人可能还认为如果政府发动攻击，工会可以号召总罢工，从而在短短几天时间内迫使政府屈服。无论如何，团结工会领导人除了储存了一些印刷器材之外，对军管几乎毫无准备。他们发起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民众运动，但却只知道如何在阳光下运作。而黑暗即将来临。

（未完待续）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8 18:15

回复 25#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26）——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战时状态”

12月11日星期五，团结工会全国协调委员会在格但斯克开会。代表们名副其实地退回了起点：列宁造船厂的卫生安全大楼会议室里。瓦文萨像他一整年以来一直在做的一样，劝告其他成员要小心，并一直坚持抱有希望，认为妥协是可能的。他说：“我用我的全部权力宣布：我们支持协商……我们不要任何对抗。”但另一些人认为工会必须做些什么来抗议波兰统一工人党夺取紧急权力的立法企图。因此他们同意把12月17日定为抗议的日子。
第二天委员会继续开会，但全国各地的军队都有不寻常调动的传闻甚嚣尘上。鲁劳斯基照旧表现得最为偏激。他建议团结工会于明年年初举行公民投票，以便给人民提供一个对政权投“不信任”票的机会，同时为团结工会组建临时政府扫清道路。多数表决采纳了他的计划。瓦文萨环顾会场，显然对其同僚感到不满。晚上10点左右，代表们得到报告说，连接格但斯克的电报线已被切断。午夜会议结束时，外地代表回到旅馆，格但斯克代表则回到家中。
乌尔苏斯（Ursus）工厂一名二十七岁的技师比格涅夫•布扎克（Zbigniew Bujak）决定不回旅馆。他和另一名华沙代表比格涅夫•恩尼斯（Zbigniew Janas）去火车站买了当晚的回家车票。他们从月台上发现ZOMO防暴警察包围了代表们落脚的两家旅馆之一摩诺波尔旅馆（Hotel Monopol）。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他们另一家旅馆也发生了同样的事。ZOMO防暴警察于一小时之后离开，布扎克和恩尼斯回到旅馆，得知整个团结工会主席团都被带走。安全人员逐屋搜查其他代表。回到街上之后他们听说瓦文萨居住的公寓被封锁，团结工会地区总部也被包围。他们约好第二天在一家教堂集合，然后分头离开。（66）
整个波兰的昌盛景象突然遭到打击。警方围捕成千上万名团结工会领袖、知识分子和其他活动家。大城市遭到封锁，电话和电报线路被切断，军队设置了路障。军队接管了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第二天早上波兰人民一打开电视就发现播音员都是军人。媒体反复播放雅鲁泽尔斯基长达二十三分钟的演讲，其间穿插着肖邦的钢琴曲。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声称团结工会领袖昨晚试图夺取政权，为把波兰从灾难中拯救出来，政府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一个称为救国军事委员会（Military Council of National Salvation）的组织接管了国家，该组织由二十一名高级军官组成。军队将履行其爱国职责，结束“无政府状态”，并把经济带上复苏之路。
政府颁布的其他命令还有：禁止公众集会和罢工，团结工会“暂停活动”。每天晚上10点至早上6点宵禁。电话和邮件将被检查。有危害国家安全嫌疑者将被不经审讯无限期关押。军队接管重要企业。工人矿工和不服从命令者将面临刑事起诉。
团结工会若要发起抵抗，就要依靠尚未被捕的活动家。弗罗茨瓦夫的代表周六晚间登上了一列驶离格但斯克的火车，并且在到达弗罗茨瓦夫车站之前就跳下了车——警察正在车站等着他们。布扎克和少数几个人躲过了天罗地网，仍然留在格但斯克。其中一些人于周日前往列宁造船厂，成立了全国罢工委员会（National Strike Committee），并且印刷了一份总罢工呼吁书，声称只有取消战时状态，释放所有被拘留者，他们才会开始谈判。
周一，造船厂开始进行占领性罢工，一两天之内全国各地都爆发了类似的罢工。但这一次政府似乎没有兴趣谈判。相反，部队包围了工厂，坦克撞毁了围墙和大门，ZOMO防暴警察冲了进来，释放催泪瓦斯，把罢工者赶了出去并且逮捕了领导者。然后他们关闭了造船厂，以免再被工人夺回。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发生了暴动，数百人受伤。坚守到最后的是1,000名矿工，他们占领了地下1,000英尺深的矿井，坚持了两周之久，最后因饥寒交迫而不得不放弃。现在雅鲁泽尔斯基政权下面那些穿着笔挺制服的军人牢固地控制了全国各地。
团结工会一败涂地。短短几天之内，波兰的军事统治者——他担心自己对国家的控制力即使不会被团结工会这个对手夺走，也会被苏联老大哥夺走——就已经着手粉碎在不到500天时间里生根发芽的独立公民社会的组织基础。数以万计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和活动家遭到清洗，有着上千万会员的工会也从公共舞台上消失。
团结工会未能适应自己发动起来的政治变革，从而无意中提高了军管的可能性。1980年八月到1981年三月之间，团结工会已经精通了对一个希望不诉诸暴力就能保持控制的政权进行非暴力斗争的艺术。团结工会反复通过组织或威胁总罢工给波兰统一工人党提供三种选择：用持久战拖垮工人，用武力来结束罢工，或者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经济疲软排除了第一种选择，不愿重蹈1970年的覆辙排除了第二种选择。政府每次都选择妥协，而这些局部胜利让团结工会能够在波兰扩展独立生存的空间。
但是到了1981年初，政府却开始逐渐偏向不妥协的立场，但决策过程保密和领导层的持续性为此提供了掩护。到了年底，雅鲁泽尔斯基屈服于苏联要求镇压团结工会的威胁，开始打这场他本想避免的仗。闪电战开始时，团结工会重施故计：发动总罢工。但政府已经从之前的交手中学到了宝贵的经验。12月12日的夜间逮捕，在游戏开始之前就把团结工会几乎所有领导者踢下了木板。封锁道路和截断电信使罢工限制在各自的城市之内，同时包围工厂的军队和坦克又阻断了市内的协调工作。这次政府没有给罢工者成立临时组织的时间。军队占领了罢工的工厂，甚至不惜发生伤亡。这次，对手比团结工会以前见过的更加狡猾。
冷战给夹在东西两大阵营之间的人民造成了一种吊诡的处境，华盛顿的美国官员早就知道雅鲁泽尔斯基的镇压计划，但没有给团结工会提供任何警告，虽然团结工会代表了共产主义阵营中最强有力的争取自由的行动，并且已经成为现实。一年前，吉米•卡特总统曾经通过其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zski，出生于波兰）警告团结工会和教皇，苏联可能于1980年十二月入侵波兰，但入侵并没有发生。他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波兰军队的作战部副部长理查德•库克林斯基（Ryszard Kuklinski）上校是中央情报局间谍。虽然1981年十一月之前库克林斯基一直在任，但新上任的里根政府中却没有一个人——无论是国务卿、中央情报局局长，还是由副总统乔治•布什任主席的波兰形势工作组——决定告诉团结工会雅鲁泽尔斯基的军管计划；他们都执着于苏联的可能举动而不是波兰政府的可能举动。67
如果团结工会事先获得消息，它能做哪些事来躲避政府的攻击呢？最显而易见的预防措施就是建立由藏身处和通讯员组成的地下交通网，一有严厉镇压的迹象就能投入使用，而且要能够运走尽可能多的领导者和活动家。另一项措施是提供紧急财政援助（因为工会的银行帐号可能会被政府冻结），以及储藏食物和其他补给品供工厂内和附近的罢工工人使用，这样如果军队没有发动攻击，占领者就能坚持更长时间。68
如果工会能够保护好自己的领导者和资源，那么一旦最初的攻击结束，工会或许就能转型成一个协调良好的地下运动。但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开放和民主的组织，不适合从事秘密活动。1981年底有少数活动家试图藏匿金钱和印刷器材应急，但遭到了工会中激进派的嘲讽。
团结工会和1905年俄国的反对派一样，没有努力破坏军队的忠诚度来提高政府下令镇压时军人犹豫不决的可能性。雅鲁泽尔斯基自己都认为这种事有可能会发生。1980年十月，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曾经告诉政治局说，雅鲁泽尔斯基担心“军队不会攻击波兰工人”。事实上当攻击发生时，鲍格丹•博鲁塞维奇（Bogdan Borusewicz）就认为格但斯克公路上成队的抛锚坦克更可能是士兵不愿攻击工人的结果，而不是有什么解决不了的技术问题，他还看到来到列宁造船厂的一位坦克兵眼里含着泪水。69
不过雅鲁泽尔斯基也向士兵们灌输过反团结工会的宣传，以防不满情绪在军中扩散，而团结工会没有对此进行反击。几年之后布扎克称这是一个错误，他指出当时士兵们认为团结工会“准备谋害政治人物及其儿女”。但是调动正规军主要只是为了支援；攻击的主力是ZOMO防暴警察和其他精英部队，他们较不容易受到离间。70对团结工会来说，赢得这次对决或许和失败一样危险。如果波兰政府无法凭一己之力完成镇压，结果或许不会是与团结工会达成新协议。波兰军事统治者遭到丢脸的挫败或许会导致华约国家的入侵。1981年，莫斯科决不可能允许自己的西部邻国向一个被正确地评价为对共产主义统治的严重挑战的运动做出决定性让步。

从一败涂地到圆桌会议

“缓慢瓦解”

1981年12月13日之后的几天里，少数漏网的团结工会活动家都藏在朋友和同情者家中，以躲避安全人员。他们逐渐取得了联系，并且拼凑成一个地下网络。格但斯克的核心成员有鲍格丹•博鲁塞维奇、鲍格丹•里斯，以及某民族主义组织出版的期刊的编辑亚历山大•霍尔（Aleksander Hall）。布扎克伪装成铁路工人回到华沙；一月初他会见了其他反对派人士。弗罗茨瓦夫和克拉科夫的活动家也成立了类似的小组。短短几周之内，团结工会就从一个在街道和工厂中拥有上千万坚定支持者的组织变成了一个只有数百名信徒的地下组织。
到了1982年初，这些以城市为根据地的组织开始通过通讯员彼此联络，并且开始计划成立一个成熟的全国性地下组织。四月，里斯（来自格但斯克）、布扎克（来自华沙）、弗拉迪斯沃夫•弗拉泽尼乌克（Wladysław Frasyniuk，来自弗罗茨瓦夫）和弗拉迪斯沃夫•豪尔代克（Wladysław Hardek，来自克拉科夫）会面，并且宣布成立临时协调委员会（Interim Coordinating Commission，其波兰语缩写为TKK）。里斯和布扎克反对成立中央集权式的组织，因为他们不愿使运动易于遭到第二次斩首打击。因此临时协调委员会只规定大方向；真正的组织工作由基层来完成。71
格但斯克和弗罗茨瓦夫的委员会决定在工厂内成立组织，以此来对军管发动反攻。他们敦促团结工会公开活动时期的激进工人组成秘密的工厂委员会。里斯希望，如果他们能动员起足够多的地方，就能号召总罢工，并迫使政权用正规军来镇压罢工，这或许能够激起兵变。与此同时，为了显示抵抗仍然活跃，他们每月将举行十五分钟的停工，他们还计划于格但斯克协议周年纪念日时举行街头集会。72
不过又一波逮捕行动干掉了弗罗茨瓦夫地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停工活动也只能让人们被开除或入狱。参加格但斯克集会的人寥寥无几，十月，团结工会被正式禁止之后，列宁造船厂举行的罢工也因为地下组织领导者反对扩大行动规模而很快结束。临时协调委员会计划于11月10日举行四小时的警告性罢工，但工人反应并不积极。由于军管迫使反对派只能秘密活动，因此1982年的反对派无法像1980-1981年的团结工会那样在工人眼中获得合法性，因为当时的团结工会是一个公开活动的民主型组织。地下组织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方向。73
雅采克•库隆在1982年二月偷运出监狱的文章中希望团结工会建立紧密、中央集权化的组织结构，并且向发起全国性攻势的方向发展，最后行动是总罢工和“同时攻击所有信息和权力中心”。库隆论证道，到了那时反对派就应该表明自己准备与政府妥协，并且宣布自己“对苏联抱有善意”，以免遭到入侵。（74）
布扎克和另一名活动家维克多•库勒斯基(Wiktor Kulerski)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在地下刊物上争论说，公开对抗只会引来更多的镇压，或许还会引来苏联的干涉。中央集权化的抵抗运动会遭到渗透和摧毁。地下组织与其在短时间内发起一场决定性的斗争，倒不如进行“阵地战”，并且准备好“长期苦战”。所有反对派力量都应该参与设计“一种在生活中各个领域内反对政府的垄断行为的机制”。工厂内的组织者应该通过在必要的时候举行罢工和抗议来集中精力捍卫工人的权利。教区应该建立委员会来帮助穷人和由于政治理由而被解雇的人。简而言之，他们应该恢复1980年之前的反抗方式。75
库勒斯基用战略语言来表达这一观点：既然他们不能通过狂风暴雨式的运动来取得控制权，那么就应该努力“缓慢瓦解体制”。一场去中心化的运动可以让当局“能够控制空荡荡的商店，但是无法控制市场……能够控制国有媒体，但是无法控制信息的流通……能够控制邮局和电话，但是无法控制通讯，能够控制学校，但是无法控制教育。”一旦政府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那么它就必须实施“渐进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用布扎克的话来说，这项战略“把负责反对运动的力量和形式的主体，从领导人身上转移到了整个社会。”76
临时协调委员会虽然没有宣布放弃总罢工的策略，但确实深信布扎克和库勒斯基的思想，而波兰公民也早已在按这一路线行动了。这一路线可以概括为保护工人委员会帮助20世纪70年代镇压的受害者，工厂委员会收取会费，神父则为被解雇的工人募捐。1981年十二月入狱和后来被逮捕的人得到了帮助。一名犯人写道：“我的家人得到了许多帮助。这体现了这个国家最美好的品质。”波兰人通过这些行动使团结工会的精神幸存了下来。一位妇女在知道丈夫被逮捕之后甚至暂停办理离婚手续。她说此事“关乎荣誉”。77
独立媒体很快恢复了元气，因为作家、编辑、印刷工和发行者都恢复了过去的工作方法。地下委员会印刷自己的公告和报纸；华沙委员会的报纸每周发行15,000至40,000份。1984年，布扎克估计，所有非官方报纸的读者总计超过一百万人。地下出版社诺瓦（NOWA）仍在工作，员工超过200人。飞行大学也重新出现。
波兰统治者再次面对一个组织起来抵抗压迫的反对派。反对派并不攻击政权，而是通过提供社会服务和信息来忽视它；这当然是一项老策略。不过军管期间波兰人也采用了新方法，即抵制行动。团结工会遭禁之后，政府组织的新工会成了特别的抵制对象。临时协调委员会鼓励成立“拒斥阵线”（这个术语最初是官方媒体创造的，指拒绝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工人不应加入新工会，加入者会受到排斥。鲍格丹•里斯说：“如果不能匿名加入的话，那么只有承认自己是叛徒的人才会加入政府工会。”78
官方媒体成为第二个抵制目标。该国多数最出色的演员拒绝在电视上露面，荧屏上充斥着谈话节目和重播。广播肥皂剧的制作者只能巧妙安排剧情转折，来解释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主角都不见了。与工会一样，拒绝抵制者自己也会遭到抵制。抵制媒体的抗议活动有时超出了供方的范围，斯威德尼克(Swidnik)镇上的人还特意在播放晚间新闻的时间外出散步。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冲突已经形成僵局。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看来，镇压已经取得了成功：成千上万人被监禁，公民自由被取消，这些措施已经瓦解了团结工会，也阻止了地下组织用总罢工来反击的计划。波兰统一工人党已经摆脱了曾经多次迫使它妥协的公开的反对派。但活动家们改变了自己的战略，并且给生活中的一部分带来了库勒斯基对“地下社会”的想象。国家再也没有一个动员起来的公开对手，但到处都有小规模的抵抗，政权的合法性正从千疮百孔之中逐渐流失。
波兰统一工人党对波兰的控制很早以前就失去了人民的认可，1981年十二月的军事镇压也是这种衰弱的信号。1981年之后四分五裂的反对派活动虽然无法加速最终崩溃的到来，但却代表了波兰的另一种未来——一种早已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中的未来。当政府穷尽了所有选择之后，他们就能登堂入室，按照另一种模式来重建波兰。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军管标志着波兰共产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结束。雅鲁泽尔斯基再也没有试图恢复往日的光辉，而是主要通过安全措施来维持对波兰的控制；一个又一个地下组织领导人被捕入狱：1982年十月是弗罗茨瓦夫的弗莱谢尼乌克（Frasyniuk），1984年六月是里斯，1986年是博鲁塞维奇和布扎克。雅鲁泽尔斯基还试图通过做出许多团结工会曾经要求过的改革来讨好民众，并且声称实施“战时状态”是为了拯救1980年之后的革新。政府向工人许诺新工会将会给予他们罢工的权利。官方媒体发表各种不同声音，希望知识分子能够支持雅鲁泽尔斯基，如同在20世纪50年代支持哥穆尔卡一样。雅鲁泽尔斯基还通过允许教皇在1983年再次来访、给新教堂提供补贴和转播复活节礼拜仪式来寻求教会的支持。
雅鲁泽尔斯基的自由化措施甚至扩大到了他的老对手。列赫•瓦文萨于1982年十一月获释出狱。两年后，自首的地下组织领袖获得了特赦。（这么做的很少。）最后，1986年秋天，所有根据军管令遭到拘留的人都获得了全面大赦。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重新赢得外国的好感，尤其是1981年十二月之后对波兰实施经济制裁的外国政府。到了1986年底，雅鲁泽尔斯基的策略又受到了另一项迫切需要的推动：经济问题的初步症状需要用政治手段来加以麻醉。短缺和排队购物等现象再次增加，眼看就要再次采取紧缩措施。但这次的涨价却被宣传为基本经济改革——包括扩大私人企业的范围——的一部分。政府开始寻求直言不讳的反对派成员的支持，双方达成协议的条件也逐渐成熟：政府将进一步开放公共生活空间，并且与反对派领袖协商，而反对派领袖将支持新政策。一位波兰统一工人党官员说，现在反对派已经被承认为“我国政治版图上长期存在的组成部分”。79

（未完待续）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8 18:17

回复 26#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27）——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战时状态”

12月11日星期五，团结工会全国协调委员会在格但斯克开会。代表们名副其实地退回了起点：列宁造船厂的卫生安全大楼会议室里。瓦文萨像他一整年以来一直在做的一样，劝告其他成员要小心，并一直坚持抱有希望，认为妥协是可能的。他说：“我用我的全部权力宣布：我们支持协商……我们不要任何对抗。”但另一些人认为工会必须做些什么来抗议波兰统一工人党夺取紧急权力的立法企图。因此他们同意把12月17日定为抗议的日子。
第二天委员会继续开会，但全国各地的军队都有不寻常调动的传闻甚嚣尘上。鲁劳斯基照旧表现得最为偏激。他建议团结工会于明年年初举行公民投票，以便给人民提供一个对政权投“不信任”票的机会，同时为团结工会组建临时政府扫清道路。多数表决采纳了他的计划。瓦文萨环顾会场，显然对其同僚感到不满。晚上10点左右，代表们得到报告说，连接格但斯克的电报线已被切断。午夜会议结束时，外地代表回到旅馆，格但斯克代表则回到家中。
乌尔苏斯（Ursus）工厂一名二十七岁的技师比格涅夫•布扎克（Zbigniew Bujak）决定不回旅馆。他和另一名华沙代表比格涅夫•恩尼斯（Zbigniew Janas）去火车站买了当晚的回家车票。他们从月台上发现ZOMO防暴警察包围了代表们落脚的两家旅馆之一摩诺波尔旅馆（Hotel Monopol）。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他们另一家旅馆也发生了同样的事。ZOMO防暴警察于一小时之后离开，布扎克和恩尼斯回到旅馆，得知整个团结工会主席团都被带走。安全人员逐屋搜查其他代表。回到街上之后他们听说瓦文萨居住的公寓被封锁，团结工会地区总部也被包围。他们约好第二天在一家教堂集合，然后分头离开。（66）
整个波兰的昌盛景象突然遭到打击。警方围捕成千上万名团结工会领袖、知识分子和其他活动家。大城市遭到封锁，电话和电报线路被切断，军队设置了路障。军队接管了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第二天早上波兰人民一打开电视就发现播音员都是军人。媒体反复播放雅鲁泽尔斯基长达二十三分钟的演讲，其间穿插着肖邦的钢琴曲。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声称团结工会领袖昨晚试图夺取政权，为把波兰从灾难中拯救出来，政府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一个称为救国军事委员会（Military Council of National Salvation）的组织接管了国家，该组织由二十一名高级军官组成。军队将履行其爱国职责，结束“无政府状态”，并把经济带上复苏之路。
政府颁布的其他命令还有：禁止公众集会和罢工，团结工会“暂停活动”。每天晚上10点至早上6点宵禁。电话和邮件将被检查。有危害国家安全嫌疑者将被不经审讯无限期关押。军队接管重要企业。工人矿工和不服从命令者将面临刑事起诉。
团结工会若要发起抵抗，就要依靠尚未被捕的活动家。弗罗茨瓦夫的代表周六晚间登上了一列驶离格但斯克的火车，并且在到达弗罗茨瓦夫车站之前就跳下了车——警察正在车站等着他们。布扎克和少数几个人躲过了天罗地网，仍然留在格但斯克。其中一些人于周日前往列宁造船厂，成立了全国罢工委员会（National Strike Committee），并且印刷了一份总罢工呼吁书，声称只有取消战时状态，释放所有被拘留者，他们才会开始谈判。
周一，造船厂开始进行占领性罢工，一两天之内全国各地都爆发了类似的罢工。但这一次政府似乎没有兴趣谈判。相反，部队包围了工厂，坦克撞毁了围墙和大门，ZOMO防暴警察冲了进来，释放催泪瓦斯，把罢工者赶了出去并且逮捕了领导者。然后他们关闭了造船厂，以免再被工人夺回。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发生了暴动，数百人受伤。坚守到最后的是1,000名矿工，他们占领了地下1,000英尺深的矿井，坚持了两周之久，最后因饥寒交迫而不得不放弃。现在雅鲁泽尔斯基政权下面那些穿着笔挺制服的军人牢固地控制了全国各地。
团结工会一败涂地。短短几天之内，波兰的军事统治者——他担心自己对国家的控制力即使不会被团结工会这个对手夺走，也会被苏联老大哥夺走——就已经着手粉碎在不到500天时间里生根发芽的独立公民社会的组织基础。数以万计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和活动家遭到清洗，有着上千万会员的工会也从公共舞台上消失。
团结工会未能适应自己发动起来的政治变革，从而无意中提高了军管的可能性。1980年八月到1981年三月之间，团结工会已经精通了对一个希望不诉诸暴力就能保持控制的政权进行非暴力斗争的艺术。团结工会反复通过组织或威胁总罢工给波兰统一工人党提供三种选择：用持久战拖垮工人，用武力来结束罢工，或者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经济疲软排除了第一种选择，不愿重蹈1970年的覆辙排除了第二种选择。政府每次都选择妥协，而这些局部胜利让团结工会能够在波兰扩展独立生存的空间。
但是到了1981年初，政府却开始逐渐偏向不妥协的立场，但决策过程保密和领导层的持续性为此提供了掩护。到了年底，雅鲁泽尔斯基屈服于苏联要求镇压团结工会的威胁，开始打这场他本想避免的仗。闪电战开始时，团结工会重施故计：发动总罢工。但政府已经从之前的交手中学到了宝贵的经验。12月12日的夜间逮捕，在游戏开始之前就把团结工会几乎所有领导者踢下了木板。封锁道路和截断电信使罢工限制在各自的城市之内，同时包围工厂的军队和坦克又阻断了市内的协调工作。这次政府没有给罢工者成立临时组织的时间。军队占领了罢工的工厂，甚至不惜发生伤亡。这次，对手比团结工会以前见过的更加狡猾。
冷战给夹在东西两大阵营之间的人民造成了一种吊诡的处境，华盛顿的美国官员早就知道雅鲁泽尔斯基的镇压计划，但没有给团结工会提供任何警告，虽然团结工会代表了共产主义阵营中最强有力的争取自由的行动，并且已经成为现实。一年前，吉米•卡特总统曾经通过其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zski，出生于波兰）警告团结工会和教皇，苏联可能于1980年十二月入侵波兰，但入侵并没有发生。他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波兰军队的作战部副部长理查德•库克林斯基（Ryszard Kuklinski）上校是中央情报局间谍。虽然1981年十一月之前库克林斯基一直在任，但新上任的里根政府中却没有一个人——无论是国务卿、中央情报局局长，还是由副总统乔治•布什任主席的波兰形势工作组——决定告诉团结工会雅鲁泽尔斯基的军管计划；他们都执着于苏联的可能举动而不是波兰政府的可能举动。67
如果团结工会事先获得消息，它能做哪些事来躲避政府的攻击呢？最显而易见的预防措施就是建立由藏身处和通讯员组成的地下交通网，一有严厉镇压的迹象就能投入使用，而且要能够运走尽可能多的领导者和活动家。另一项措施是提供紧急财政援助（因为工会的银行帐号可能会被政府冻结），以及储藏食物和其他补给品供工厂内和附近的罢工工人使用，这样如果军队没有发动攻击，占领者就能坚持更长时间。68
如果工会能够保护好自己的领导者和资源，那么一旦最初的攻击结束，工会或许就能转型成一个协调良好的地下运动。但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开放和民主的组织，不适合从事秘密活动。1981年底有少数活动家试图藏匿金钱和印刷器材应急，但遭到了工会中激进派的嘲讽。
团结工会和1905年俄国的反对派一样，没有努力破坏军队的忠诚度来提高政府下令镇压时军人犹豫不决的可能性。雅鲁泽尔斯基自己都认为这种事有可能会发生。1980年十月，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曾经告诉政治局说，雅鲁泽尔斯基担心“军队不会攻击波兰工人”。事实上当攻击发生时，鲍格丹•博鲁塞维奇（Bogdan Borusewicz）就认为格但斯克公路上成队的抛锚坦克更可能是士兵不愿攻击工人的结果，而不是有什么解决不了的技术问题，他还看到来到列宁造船厂的一位坦克兵眼里含着泪水。69
不过雅鲁泽尔斯基也向士兵们灌输过反团结工会的宣传，以防不满情绪在军中扩散，而团结工会没有对此进行反击。几年之后布扎克称这是一个错误，他指出当时士兵们认为团结工会“准备谋害政治人物及其儿女”。但是调动正规军主要只是为了支援；攻击的主力是ZOMO防暴警察和其他精英部队，他们较不容易受到离间。70对团结工会来说，赢得这次对决或许和失败一样危险。如果波兰政府无法凭一己之力完成镇压，结果或许不会是与团结工会达成新协议。波兰军事统治者遭到丢脸的挫败或许会导致华约国家的入侵。1981年，莫斯科决不可能允许自己的西部邻国向一个被正确地评价为对共产主义统治的严重挑战的运动做出决定性让步。

从一败涂地到圆桌会议

“缓慢瓦解”

1981年12月13日之后的几天里，少数漏网的团结工会活动家都藏在朋友和同情者家中，以躲避安全人员。他们逐渐取得了联系，并且拼凑成一个地下网络。格但斯克的核心成员有鲍格丹•博鲁塞维奇、鲍格丹•里斯，以及某民族主义组织出版的期刊的编辑亚历山大•霍尔（Aleksander Hall）。布扎克伪装成铁路工人回到华沙；一月初他会见了其他反对派人士。弗罗茨瓦夫和克拉科夫的活动家也成立了类似的小组。短短几周之内，团结工会就从一个在街道和工厂中拥有上千万坚定支持者的组织变成了一个只有数百名信徒的地下组织。
到了1982年初，这些以城市为根据地的组织开始通过通讯员彼此联络，并且开始计划成立一个成熟的全国性地下组织。四月，里斯（来自格但斯克）、布扎克（来自华沙）、弗拉迪斯沃夫•弗拉泽尼乌克（Wladysław Frasyniuk，来自弗罗茨瓦夫）和弗拉迪斯沃夫•豪尔代克（Wladysław Hardek，来自克拉科夫）会面，并且宣布成立临时协调委员会（Interim Coordinating Commission，其波兰语缩写为TKK）。里斯和布扎克反对成立中央集权式的组织，因为他们不愿使运动易于遭到第二次斩首打击。因此临时协调委员会只规定大方向；真正的组织工作由基层来完成。71
格但斯克和弗罗茨瓦夫的委员会决定在工厂内成立组织，以此来对军管发动反攻。他们敦促团结工会公开活动时期的激进工人组成秘密的工厂委员会。里斯希望，如果他们能动员起足够多的地方，就能号召总罢工，并迫使政权用正规军来镇压罢工，这或许能够激起兵变。与此同时，为了显示抵抗仍然活跃，他们每月将举行十五分钟的停工，他们还计划于格但斯克协议周年纪念日时举行街头集会。72
不过又一波逮捕行动干掉了弗罗茨瓦夫地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停工活动也只能让人们被开除或入狱。参加格但斯克集会的人寥寥无几，十月，团结工会被正式禁止之后，列宁造船厂举行的罢工也因为地下组织领导者反对扩大行动规模而很快结束。临时协调委员会计划于11月10日举行四小时的警告性罢工，但工人反应并不积极。由于军管迫使反对派只能秘密活动，因此1982年的反对派无法像1980-1981年的团结工会那样在工人眼中获得合法性，因为当时的团结工会是一个公开活动的民主型组织。地下组织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方向。73
雅采克•库隆在1982年二月偷运出监狱的文章中希望团结工会建立紧密、中央集权化的组织结构，并且向发起全国性攻势的方向发展，最后行动是总罢工和“同时攻击所有信息和权力中心”。库隆论证道，到了那时反对派就应该表明自己准备与政府妥协，并且宣布自己“对苏联抱有善意”，以免遭到入侵。（74）
布扎克和另一名活动家维克多•库勒斯基(Wiktor Kulerski)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在地下刊物上争论说，公开对抗只会引来更多的镇压，或许还会引来苏联的干涉。中央集权化的抵抗运动会遭到渗透和摧毁。地下组织与其在短时间内发起一场决定性的斗争，倒不如进行“阵地战”，并且准备好“长期苦战”。所有反对派力量都应该参与设计“一种在生活中各个领域内反对政府的垄断行为的机制”。工厂内的组织者应该通过在必要的时候举行罢工和抗议来集中精力捍卫工人的权利。教区应该建立委员会来帮助穷人和由于政治理由而被解雇的人。简而言之，他们应该恢复1980年之前的反抗方式。75
库勒斯基用战略语言来表达这一观点：既然他们不能通过狂风暴雨式的运动来取得控制权，那么就应该努力“缓慢瓦解体制”。一场去中心化的运动可以让当局“能够控制空荡荡的商店，但是无法控制市场……能够控制国有媒体，但是无法控制信息的流通……能够控制邮局和电话，但是无法控制通讯，能够控制学校，但是无法控制教育。”一旦政府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那么它就必须实施“渐进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用布扎克的话来说，这项战略“把负责反对运动的力量和形式的主体，从领导人身上转移到了整个社会。”76
临时协调委员会虽然没有宣布放弃总罢工的策略，但确实深信布扎克和库勒斯基的思想，而波兰公民也早已在按这一路线行动了。这一路线可以概括为保护工人委员会帮助20世纪70年代镇压的受害者，工厂委员会收取会费，神父则为被解雇的工人募捐。1981年十二月入狱和后来被逮捕的人得到了帮助。一名犯人写道：“我的家人得到了许多帮助。这体现了这个国家最美好的品质。”波兰人通过这些行动使团结工会的精神幸存了下来。一位妇女在知道丈夫被逮捕之后甚至暂停办理离婚手续。她说此事“关乎荣誉”。77
独立媒体很快恢复了元气，因为作家、编辑、印刷工和发行者都恢复了过去的工作方法。地下委员会印刷自己的公告和报纸；华沙委员会的报纸每周发行15,000至40,000份。1984年，布扎克估计，所有非官方报纸的读者总计超过一百万人。地下出版社诺瓦（NOWA）仍在工作，员工超过200人。飞行大学也重新出现。
波兰统治者再次面对一个组织起来抵抗压迫的反对派。反对派并不攻击政权，而是通过提供社会服务和信息来忽视它；这当然是一项老策略。不过军管期间波兰人也采用了新方法，即抵制行动。团结工会遭禁之后，政府组织的新工会成了特别的抵制对象。临时协调委员会鼓励成立“拒斥阵线”（这个术语最初是官方媒体创造的，指拒绝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工人不应加入新工会，加入者会受到排斥。鲍格丹•里斯说：“如果不能匿名加入的话，那么只有承认自己是叛徒的人才会加入政府工会。”78
官方媒体成为第二个抵制目标。该国多数最出色的演员拒绝在电视上露面，荧屏上充斥着谈话节目和重播。广播肥皂剧的制作者只能巧妙安排剧情转折，来解释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主角都不见了。与工会一样，拒绝抵制者自己也会遭到抵制。抵制媒体的抗议活动有时超出了供方的范围，斯威德尼克(Swidnik)镇上的人还特意在播放晚间新闻的时间外出散步。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冲突已经形成僵局。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看来，镇压已经取得了成功：成千上万人被监禁，公民自由被取消，这些措施已经瓦解了团结工会，也阻止了地下组织用总罢工来反击的计划。波兰统一工人党已经摆脱了曾经多次迫使它妥协的公开的反对派。但活动家们改变了自己的战略，并且给生活中的一部分带来了库勒斯基对“地下社会”的想象。国家再也没有一个动员起来的公开对手，但到处都有小规模的抵抗，政权的合法性正从千疮百孔之中逐渐流失。
波兰统一工人党对波兰的控制很早以前就失去了人民的认可，1981年十二月的军事镇压也是这种衰弱的信号。1981年之后四分五裂的反对派活动虽然无法加速最终崩溃的到来，但却代表了波兰的另一种未来——一种早已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中的未来。当政府穷尽了所有选择之后，他们就能登堂入室，按照另一种模式来重建波兰。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军管标志着波兰共产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结束。雅鲁泽尔斯基再也没有试图恢复往日的光辉，而是主要通过安全措施来维持对波兰的控制；一个又一个地下组织领导人被捕入狱：1982年十月是弗罗茨瓦夫的弗莱谢尼乌克（Frasyniuk），1984年六月是里斯，1986年是博鲁塞维奇和布扎克。雅鲁泽尔斯基还试图通过做出许多团结工会曾经要求过的改革来讨好民众，并且声称实施“战时状态”是为了拯救1980年之后的革新。政府向工人许诺新工会将会给予他们罢工的权利。官方媒体发表各种不同声音，希望知识分子能够支持雅鲁泽尔斯基，如同在20世纪50年代支持哥穆尔卡一样。雅鲁泽尔斯基还通过允许教皇在1983年再次来访、给新教堂提供补贴和转播复活节礼拜仪式来寻求教会的支持。
雅鲁泽尔斯基的自由化措施甚至扩大到了他的老对手。列赫•瓦文萨于1982年十一月获释出狱。两年后，自首的地下组织领袖获得了特赦。（这么做的很少。）最后，1986年秋天，所有根据军管令遭到拘留的人都获得了全面大赦。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重新赢得外国的好感，尤其是1981年十二月之后对波兰实施经济制裁的外国政府。到了1986年底，雅鲁泽尔斯基的策略又受到了另一项迫切需要的推动：经济问题的初步症状需要用政治手段来加以麻醉。短缺和排队购物等现象再次增加，眼看就要再次采取紧缩措施。但这次的涨价却被宣传为基本经济改革——包括扩大私人企业的范围——的一部分。政府开始寻求直言不讳的反对派成员的支持，双方达成协议的条件也逐渐成熟：政府将进一步开放公共生活空间，并且与反对派领袖协商，而反对派领袖将支持新政策。一位波兰统一工人党官员说，现在反对派已经被承认为“我国政治版图上长期存在的组成部分”。79

（未完待续）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8 18:18

回复 27#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28）——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胜利的席位

1986年人们展望未来时，还很难看出正在国内实施大胆的经济和政治政策——改革与公开性——的苏共新领导人很快将会容忍东欧的类似变化。当时显而易见的变化是：新一代波兰工人——没有参加过1980年的罢工，与残存的反对派网络少有联系的年轻男女——或许能够进行新的鼓动，迫使政府在逐渐解冻之外走得更远。
1980-1981年的重要人物仍然活跃在舞台上，但他们已经开始为自己编写新的角色。雅鲁泽尔斯基把自己视为波兰的戈尔巴乔夫——这一比喻在某一方面十分恰当：他已经拉开了共产党统治的线轴，而且很快将要瓦解自己的权力基础。至于团结工会，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这个名字已经不再是指一个能够领导数百万人的庞大民众运动了。“团结工会”现在的意思是前工会领导人和顾问，现在他们成为了一个虽小但仍然受人尊敬的政治战线。团结工会的新形式虽然权威性较小，但仍在即将在波兰建立多党民主制度的政治转型中扮演了中心角色。
1988年四月物价再次上涨之后，新一轮罢工冲击了波兰，但这次罢工不是由团结工会号召的。列赫•瓦文萨说：“虽然我不反对罢工，但我也没有参加罢工。”而且他还出面帮助结束了格但斯克为期九天的停工。煽动这次罢工的年轻活动家们蔑视瓦文萨等运动中的“参议员”，但对政权来说瓦文萨等人似乎更负责任。四个月之后新一轮罢工爆发，雅鲁泽尔斯基决定，政府在处理自己无法控制的事件上需要得到帮助。80
8月26日，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告诉政治局，他希望无条件与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强硬派坚决反对，不过五天之后国防部长私下告诉瓦文萨，如果他帮助结束罢工，政府就会让团结工会合法化。瓦文萨看到了机会，于是伸出援手。几周之后他受到邀请，参加了一场与共产党工会主席进行的电视辩论，瓦文萨用他和蔼可亲的方式解除了对手的武装。对雅鲁泽尔斯基来说，政府的这次失败极为有用——这下党内的顽固分子怎能再把瓦文萨当作狂热分子不予理睬？
一月的中央全会上，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听到了更多对与团结工会打交道做法的谴责，他威胁说如果党不批准谈判，他就辞职，然后离席。强硬派清醒过来之后让了步，1989年2月6日，二十九位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与二十六位团结工会代表和教会观察员一起坐在总督府（Namiestnikowski Palace）一张直径超过八米的精致橡木圆桌前，讨论波兰的困境。事后一位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评论工会人士说：“我们认为最狂热的结果却是最理性的。”（雅鲁泽尔斯基后来甚至阅读亚当•米奇尼克的著作，并且认为他“忠于自己和自己的原则”。）81
对瓦文萨、米奇尼克、布扎克、里斯、库隆和其他反对派先锋来说，他们在圆桌会议上的席位最终使他们进入了决定国家未来的中心位置。4月6日，他们实现了自己热切盼望的目标：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扩大新闻和结社自由，司法独立和自由的国会选举。接着，1989年6月4日，团结工会将其民众支持度转化为选票，在投票中以压倒多数战胜共产党。8月24日，波兰国会（Sejm）任命塔杜施•马佐维耶茨基为由团结工会领导的联合政府总理，结束了波兰的独裁统治。1999年，圆桌会议召开十周年之际，成千上万波兰人在冬季的寒风中排队进入总督府，走过那间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厅，一位从前的铁路工人说：“这是我们的自由开始的地方。”他错了。他的自由始于波兰成千上万个地方，始于1970年罢工者要求成立自己的工会的地方，始于1976年入狱工人的家庭得到食品和金钱的地方，始于1980年罢工者放下工具拒绝工作的地方，也始于20世纪80年代人们阅读地下报纸的地方。只有实际的权力转移已经发生之后，谈判才能带来变革，1989年雅鲁泽尔斯基交出波兰国会的钥匙时，他早已失去了领导地位。82

==============================

共产党独裁统治的结束并不是衡量波兰非暴力反对运动所实现的成果的唯一标准。1989年，东欧各处的共产党政府相继垮台，即使在只有自发而毫无组织的抵抗运动的国家也是如此。即使没有保护工人委员会，没有八月罢工，没有团结工会，也没有库隆，没有瓦伦第诺维茨，没有瓦文萨，没有布扎克，波兰统一工人党也不会再掌权多久了。这些名字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他们带来了暴政的结束，还因为他们在共产党垮台之前就复活了波兰的自治精神。
这条道路的第一公里铺设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波兰知识分子采取了直接的行动——帮助工人，出版期刊和书籍，授课。但保护工人委员会和其他异议人士未能迫使政权接受对其权力的制度限制和为自由社会开辟合法空间。这带来了大规模的非暴力行动——1980年八月的罢工。波罗的海工人从1970年起义和保护工人委员会中学到了经验，他们在短短几周之内就大规模地组织了起来，唤醒了公众，战胜了工厂内部的党组织，并且迫使政府谈判。
然后团结工会成了所有波兰人的工具。这个生机勃勃的新工会以威胁总罢工为手段，不仅迫使政府承认了自己的存在，还迫使政府允许其他人组织起来和表达意见。如果说保护工人委员会打了一场非暴力游击战，解放了独立空间的滩头堡，那么团结工会则为夺取整片自由的海岸获得了民众的授权。在那光辉灿烂的一瞬，共产党波兰有了一个自由的公民社会。当团结工会被镇压所瓦解之后，反对派再次出来争夺对波兰人生活的控制权。即使在军管令之下，争取自我组织的斗争也在继续。后来，八十年代接近尾声之际，雅鲁泽尔斯基为了找到挽救日益下滑的经济和阻止新一波混乱的方法而求助于团结工会所代表的另一股势力——并且很快结束了自己的统治。
这场改变波兰历史的运动的兴起，是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动摇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基础之后，人民力量反对专制统治的最重大展示。一个半世纪以来，英国让印度人与自己合作管理国家，通过这种方法来控制印度。同样，三十年来，波兰统一工人党一直在通过吸纳改革派和孤立反对声音来抑制不满情绪——直到人们发现另一种反对压迫的方式：与政府脱钩而与人民接轨。
比格涅夫•布扎克用瓦茨拉夫•哈维尔的文章《无权者的权力》当作理论来解释自己的工作。哈维尔认为专制政权的弱点是必须依赖人民的合作，因为它要求人们生活在谎言中——而那些找到“生活在真实中”的空间的人将会开创“独一无二、具有爆炸性和无可估量的政治力量”。那些仍然“生活在谎言中”的人“随时可能——被真相的力量所触动”，一旦他们发生改变，真相也将摊开在阳光下——通过“社会运动、社会动乱的突然爆发和表面看上去无比强大的权力结构内部的尖锐冲突”来进行。83
八十年前，甘地曾在南非说过，这种“真实的力量”——或称非暴力运动（satyagraha）——一旦被抵抗者所利用，最后一定能把权力从压迫者手中夺回来。波兰的情形正是如此。列赫•瓦文萨在造船厂中创造了独立空间，于是政府前来与他谈判。布扎克潜入地下，八年之后雅鲁泽尔斯基邀请他和瓦文萨等人帮助重建国家。1989年圆桌旁的所有反对派人士之所以能够坐在那里，正是因为他们最初拒绝与国家合作——他们停止自欺——然后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场所中创造了空间，让真实成为行动的基础。
因为他们这样做了，所以他们在采取行动时拒绝使用暴力。哈维尔说，真正的异议人士“必须根本反对暴力变革的想法”。布扎克拒绝“任何暴力行动”。即使在面对暴力时也是一样吗？1981年格但斯克事件发生一年之后，一名工人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已经准备好扛起自己肩上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将以进攻我们的坦克履带的形式出现。”84
二十世纪的武装解放运动经常把挥舞着枪支的殉道者的形象——世界各地的切•格瓦拉们——标榜为自己的象征，但这些斗争都没有带来自由。多年来，团结工会举行仪式和游行时，高举的唯一肖像就是教皇的肖像，他对波兰同胞最具煽动性的训谕就是要做“不服从者”。团结工会摆放在工厂大门和纪念碑上，献给领袖和英雄的最常见的装饰，则是花环和花圈。铁锤和镰刀、权杖和握紧的拳头，这些都是革命的象征，都可以用来当作武器。花朵则不然。
唾弃独裁者十分容易。但唾弃独裁者所喜爱的工具——暴力——则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当暴力威胁到你的时候。不过放弃暴力能够得到回报——以实现权力的形式出现。波兰工人还记得1970年和1976年他们烧毁党委大楼后取得的进展是多么微不足道。如果团结工会像勃列日涅夫要求卡尼亚栽赃的那样，藏匿了后来只会被人发现的武器，或者布扎克组织了暗杀队来行刺波兰统一工人党首脑，那么1989年波兰统一工人党强硬派谴责布扎克等团结工会领袖是政治罪犯时，雅鲁泽尔斯基还会置之不理吗？正如甘地告诉印度人的那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虽然弃绝暴力的最终报偿在1980年八月时还很难预料，但暴力的直接危险却清晰可见。列宁造船厂内每位罢工者都知道，政府、全国和全世界都在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如果造船厂厂长第一次智胜他们的时候，他们将他痛打一顿扔到街上，政府还可能会再次回到谈判桌上来吗？后来，如果团结工会刺激布龙贝格的群众，煽动他们攻击警方，军管令是不是会更早实施，而且会被认为是应对公众骚乱的合理措施？发动暴力者通常要付出失去名誉的代价。如果运动的最后行动是血腥的起义而不是非暴力行动，那么长年的“战时状态”中，人们还会认为政府令人厌恶，团结工会值得尊敬吗？1983年，列赫•瓦文萨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世界对波兰人民的事业的祝福，也是那些横加阻挠者的另一个耻辱标记。
坐在圆桌旁的人感到自己肩负着波兰的命运。但此时历史的微风吹过的已经是人民领袖而不是政府官员的后背。二十年来，历史的风速加强、减弱——然后再次加强。吹灭共产主义的风不是暴力的狂风骤雨，而是从波兰人民在专制意志的天花板下面建立的新的公民社会的气候中产生的。它穿过异议人士聚会的每座教堂、罢工者占领的每座工厂和藏匿过地下组织成员的每座房屋的屋檐和窗台。
为了在共产党波兰的土壤中栽种自由的葡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民运动向一个从属于当代最凶残的暴政集团的政权提出了挑战。从斯大林消灭富农到波尔布特在柬埔寨的种族灭绝，整个民族都牺牲在共产主义的名义下——如果不是服务于共产主义本来的理想的话。波兰统一工人党还没有如此残暴，但那些为挑战其统治的人保留的牢房对反对派来说并不令人鼓舞。然而为了攻克这一堡垒，反对运动制定了明确的目标，集合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争取了教会和外国的帮助，还避免了会立即招致镇压的策略，他们对罢工和自我组织手段的使用也达到了非暴力行动史上的高峰。反对运动唯一的重大失误，就是没有做好应对军事镇压的准备。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虽然对波兰发生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但他认为团结工会是一把指向帝国心脏的短剑的看法却是正确的。团结工会拒绝尊重党的领导，公然违抗政府的命令。它要求生活和工作条件要由波兰人民的同意而不是政府的命令来决定。它还大胆利用经济混乱、政治僵局和国际毁誉来威胁政府同意其要求。团结工会做到了这些，而且轻而易举地改变了共产主义的历史——也没有砍掉任何一位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的脑袋。如果团结工会的目标是砍脑袋，那它自己或许永远也不会掌权。

（未完待续）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8 18:19

回复 28#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29）——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胜利的席位

1986年人们展望未来时，还很难看出正在国内实施大胆的经济和政治政策——改革与公开性——的苏共新领导人很快将会容忍东欧的类似变化。当时显而易见的变化是：新一代波兰
工人——没有参加过1980年的罢工，与残存的反对派网络少有联系的年轻男女——或许能够进行新的鼓动，迫使政府在逐渐解冻之外走得更远。
1980-1981年的重要人物仍然活跃在舞台上，但他们已经开始为自己编写新的角色。雅鲁泽尔斯基把自己视为波兰的戈尔巴乔夫——这一比喻在某一方面十分恰当：他已经拉开了共产党统治的线轴，而且很快将要瓦解自己的权力基础。至于团结工会，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这个名字已经不再是指一个能够领导数百万人的庞大民众运动了。“团结工会”现在的意思是前工会领导人和顾问，现在他们成为了一个虽小但仍然受人尊敬的政治战线。团结工会的新形式虽然权威性较小，但仍在即将在波兰建立多党民主制度的政治转型中扮演了中心角色。
1988年四月物价再次上涨之后，新一轮罢工冲击了波兰，但这次罢工不是由团结工会号召的。列赫•瓦文萨说：“虽然我不反对罢工，但我也没有参加罢工。”而且他还出面帮助结束了格但斯克为期九天的停工。煽动这次罢工的年轻活动家们蔑视瓦文萨等运动中的“参议员”，但对政权来说瓦文萨等人似乎更负责任。四个月之后新一轮罢工爆发，雅鲁泽尔斯基决定，政府在处理自己无法控制的事件上需要得到帮助。80
8月26日，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告诉政治局，他希望无条件与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强硬派坚决反对，不过五天之后国防部长私下告诉瓦文萨，如果他帮助结束罢工，政府就会让团结工会合法化。瓦文萨看到了机会，于是伸出援手。几周之后他受到邀请，参加了一场与共产党工会主席进行的电视辩论，瓦文萨用他和蔼可亲的方式解除了对手的武装。对雅鲁泽尔斯基来说，政府的这次失败极为有用——这下党内的顽固分子怎能再把瓦文萨当作狂热分子不予理睬？
一月的中央全会上，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听到了更多对与团结工会打交道做法的谴责，他威胁说如果党不批准谈判，他就辞职，然后离席。强硬派清醒过来之后让了步，1989年2月6日，二十九位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与二十六位团结工会代表和教会观察员一起坐在总督府（Namiestnikowski Palace）一张直径超过八米的精致橡木圆桌前，讨论波兰的困境。事后一位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评论工会人士说：“我们认为最狂热的结果却是最理性的。”（雅鲁泽尔斯基后来甚至阅读亚当•米奇尼克的著作，并且认为他“忠于自己和自己的原则”。）81
对瓦文萨、米奇尼克、布扎克、里斯、库隆和其他反对派先锋来说，他们在圆桌会议上的席位最终使他们进入了决定国家未来的中心位置。4月6日，他们实现了自己热切盼望的目标：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扩大新闻和结社自由，司法独立和自由的国会选举。接着，1989年6月4日，团结工会将其民众支持度转化为选票，在投票中以压倒多数战胜共产党。8月24日，波兰国会（Sejm）任命塔杜施•马佐维耶茨基为由团结工会领导的联合政府总理，结束了波兰的独裁统治。1999年，圆桌会议召开十周年之际，成千上万波兰人在冬季的寒风中排队进入总督府，走过那间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厅，一位从前的铁路工人说：“这是我们的自由开始的地方。”他错了。他的自由始于波兰成千上万个地方，始于1970年罢工者要求成立自己的工会的地方，始于1976年入狱工人的家庭得到食品和金钱的地方，始于1980年罢工者放下工具拒绝工作的地方，也始于20世纪80年代人们阅读地下报纸的地方。只有实际的权力转移已经发生之后，谈判才能带来变革，1989年雅鲁泽尔斯基交出波兰国会的钥匙时，他早已失去了领导地位。82

==============================

共产党独裁统治的结束并不是衡量波兰非暴力反对运动所实现的成果的唯一标准。1989年，东欧各处的共产党政府相继垮台，即使在只有自发而毫无组织的抵抗运动的国家也是如此。即使没有保护工人委员会，没有八月罢工，没有团结工会，也没有库隆，没有瓦伦第诺维茨，没有瓦文萨，没有布扎克，波兰统一工人党也不会再掌权多久了。这些名字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他们带来了暴政的结束，还因为他们在共产党垮台之前就复活了波兰的自治精神。
这条道路的第一公里铺设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波兰知识分子采取了直接的行动——帮助工人，出版期刊和书籍，授课。但保护工人委员会和其他异议人士未能迫使政权接受对其权力的制度限制和为自由社会开辟合法空间。这带来了大规模的非暴力行动——1980年八月的罢工。波罗的海工人从1970年起义和保护工人委员会中学到了经验，他们在短短几周之内就大规模地组织了起来，唤醒了公众，战胜了工厂内部的党组织，并且迫使政府谈判。
然后团结工会成了所有波兰人的工具。这个生机勃勃的新工会以威胁总罢工为手段，不仅迫使政府承认了自己的存在，还迫使政府允许其他人组织起来和表达意见。如果说保护工人委员会打了一场非暴力游击战，解放了独立空间的滩头堡，那么团结工会则为夺取整片自由的海岸获得了民众的授权。在那光辉灿烂的一瞬，共产党波兰有了一个自由的公民社会。当团结工会被镇压所瓦解之后，反对派再次出来争夺对波兰人生活的控制权。即使在军管令之下，争取自我组织的斗争也在继续。后来，八十年代接近尾声之际，雅鲁泽尔斯基为了找到挽救日益下滑的经济和阻止新一波混乱的方法而求助于团结工会所代表的另一股势力——并且很快结束了自己的统治。
这场改变波兰历史的运动的兴起，是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动摇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基础之后，人民力量反对专制统治的最重大展示。一个半世纪以来，英国让印度人与自己合作管理国家，通过这种方法来控制印度。同样，三十年来，波兰统一工人党一直在通过吸纳改革派和孤立反对声音来抑制不满情绪——直到人们发现另一种反对压迫的方式：与政府脱钩而与人民接轨。
比格涅夫•布扎克用瓦茨拉夫•哈维尔的文章《无权者的权力》当作理论来解释自己的工作。哈维尔认为专制政权的弱点是必须依赖人民的合作，因为它要求人们生活在谎言中——而那些找到“生活在真实中”的空间的人将会开创“独一无二、具有爆炸性和无可估量的政治力量”。那些仍然“生活在谎言中”的人“随时可能——被真相的力量所触动”，一旦他们发生改变，真相也将摊开在阳光下——通过“社会运动、社会动乱的突然爆发和表面看上去无比强大的权力结构内部的尖锐冲突”来进行。83
八十年前，甘地曾在南非说过，这种“真实的力量”——或称非暴力运动（satyagraha）——一旦被抵抗者所利用，最后一定能把权力从压迫者手中夺回来。波兰的情形正是如此。列赫•瓦文萨在造船厂中创造了独立空间，于是政府前来与他谈判。布扎克潜入地下，八年之后雅鲁泽尔斯基邀请他和瓦文萨等人帮助重建国家。1989年圆桌旁的所有反对派人士之所以能够坐在那里，正是因为他们最初拒绝与国家合作——他们停止自欺——然后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场所中创造了空间，让真实成为行动的基础。
因为他们这样做了，所以他们在采取行动时拒绝使用暴力。哈维尔说，真正的异议人士“必须根本反对暴力变革的想法”。布扎克拒绝“任何暴力行动”。即使在面对暴力时也是一样吗？1981年格但斯克事件发生一年之后，一名工人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已经准备好扛起自己肩上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将以进攻我们的坦克履带的形式出现。”84
二十世纪的武装解放运动经常把挥舞着枪支的殉道者的形象——世界各地的切•格瓦拉们——标榜为自己的象征，但这些斗争都没有带来自由。多年来，团结工会举行仪式和游行时，高举的唯一肖像就是教皇的肖像，他对波兰同胞最具煽动性的训谕就是要做“不服从者”。团结工会摆放在工厂大门和纪念碑上，献给领袖和英雄的最常见的装饰，则是花环和花圈。铁锤和镰刀、权杖和握紧的拳头，这些都是革命的象征，都可以用来当作武器。花朵则不然。
唾弃独裁者十分容易。但唾弃独裁者所喜爱的工具——暴力——则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当暴力威胁到你的时候。不过放弃暴力能够得到回报——以实现权力的形式出现。波兰工人还记得1970年和1976年他们烧毁党委大楼后取得的进展是多么微不足道。如果团结工会像勃列日涅夫要求卡尼亚栽赃的那样，藏匿了后来只会被人发现的武器，或者布扎克组织了暗杀队来行刺波兰统一工人党首脑，那么1989年波兰统一工人党强硬派谴责布扎克等团结工会领袖是政治罪犯时，雅鲁泽尔斯基还会置之不理吗？正如甘地告诉印度人的那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虽然弃绝暴力的最终报偿在1980年八月时还很难预料，但暴力的直接危险却清晰可见。列宁造船厂内每位罢工者都知道，政府、全国和全世界都在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如果造船厂厂长第一次智胜他们的时候，他们将他痛打一顿扔到街上，政府还可能会再次回到谈判桌上来吗？后来，如果团结工会刺激布龙贝格的群众，煽动他们攻击警方，军管令是不是会更早实施，而且会被认为是应对公众骚乱的合理措施？发动暴力者通常要付出失去名誉的代价。如果运动的最后行动是血腥的起义而不是非暴力行动，那么长年的“战时状态”中，人们还会认为政府令人厌恶，团结工会值得尊敬吗？1983年，列赫•瓦文萨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世界对波兰人民的事业的祝福，也是那些横加阻挠者的另一个耻辱标记。
坐在圆桌旁的人感到自己肩负着波兰的命运。但此时历史的微风吹过的已经是人民领袖而不是政府官员的后背。二十年来，历史的风速加强、减弱——然后再次加强。吹灭共产主义的风不是暴力的狂风骤雨，而是从波兰人民在专制意志的天花板下面建立的新的公民社会的气候中产生的。它穿过异议人士聚会的每座教堂、罢工者占领的每座工厂和藏匿过地下组织成员的每座房屋的屋檐和窗台。
为了在共产党波兰的土壤中栽种自由的葡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民运动向一个从属于当代最凶残的暴政集团的政权提出了挑战。从斯大林消灭富农到波尔布特在柬埔寨的种族灭绝，整个民族都牺牲在共产主义的名义下——如果不是服务于共产主义本来的理想的话。波兰统一工人党还没有如此残暴，但那些为挑战其统治的人保留的牢房对反对派来说并不令人鼓舞。然而为了攻克这一堡垒，反对运动制定了明确的目标，集合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争取了教会和外国的帮助，还避免了会立即招致镇压的策略，他们对罢工和自我组织手段的使用也达到了非暴力行动史上的高峰。反对运动唯一的重大失误，就是没有做好应对军事镇压的准备。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虽然对波兰发生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但他认为团结工会是一把指向帝国心脏的短剑的看法却是正确的。团结工会拒绝尊重党的领导，公然违抗政府的命令。它要求生活和工作条件要由波兰人民的同意而不是政府的命令来决定。它还大胆利用经济混乱、政治僵局和国际毁誉来威胁政府同意其要求。团结工会做到了这些，而且轻而易举地改变了共产主义的历史——也没有砍掉任何一位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的脑袋。如果团结工会的目标是砍脑袋，那它自己或许永远也不会掌权。

（未完待续）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8 18:21

回复 29#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30）——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第二部分

抵抗恐怖

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圣经•阿摩司书》2章14节

第四章

1923年的鲁尔抗争：抵抗侵略者

“给德国人点颜色看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年之后的一个冬日下午，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迈着十分整齐的步伐跨过比利时边界，进入德国最大城市之一埃森(Essen)。他们占领了学校和旅店作为侵略行动的指挥部。骑兵和摩托化小队占领了电话和电报局。最重要的是煤业辛迪加和铁路总管办公室也被占领了。该市如此轻而易举就被占领，几乎不像是真的。一名法国士兵后来说：“给德国人点颜色看看，他们总是屈服于武力。”1
埃森位于风暴的中心，1923年一月的这个星期四之前，这场风暴聚集在德国工业中心鲁尔（Ruhr）上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法国和比利时决定通过进入战败国夺取资源来强制执行停战条约中的条款。德国人眼看着这件事发生，对柏林的领导人未能解决这一危机感到愤怒。这天上午，埃森市民前往该市主要的音乐厅，他们受到勉励要抵抗侵略，然后他们涌上街道，到处都响起了“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Deutschland, Deutschland uber alles）的歌声。但是随着这一天的过去，爱国歌声让位于逐渐逼近的侵略的阴影。2
士兵们成群结队地走过埃森占领阵地的时候，餐馆和酒吧的主人关上门窗。市中心火车站周围的广场和街道上挤满了一言不发的人们，没有示威的迹象。下午结束之后，埃森市民不情愿地接待了4,000多名士兵和十几辆装甲车——而且他们开始担心从前的敌人来这里不仅是为了保护派来接管鲁尔的煤矿的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工程师。3一位老人在看到自己的城市投降时，把头埋在手帕里轻轻地哭着，他是1870年的普鲁士战争的退伍老兵，那场决定性的战争打败了法国，还导致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当被问道为什么哭时，老人简单地回答道：“我们从没想过他们真的会这样做。”4

“德国的心脏”

除了打仗的军队所蒙受重大损失之外，这场被称做“大战”的战争还蹂躏了法国最富饶的土地。该国最北边的地区事实上已被夷为平地。德国将军们在仍然抱着赢得战争的希望时，他们计划吞并法国北方的煤田，占领比利时的矿井。当形势变得明朗，德国即将战败的时候，埃里克•鲁登道夫(Eric Ludendorff)将军命令炸毁矿井，放水淹没。唯一的目的是破坏敌人的工业。5
停战六个月之后，法国参议员保罗•杜美（Paul Doumer）把被大水冲毁的地区描述为“一片沙漠，一个死亡、杀戮和毁灭的地区。人的尸体之上覆盖着马和树的尸体。”战前这里有该国最好的农田和最强的制造能力。现在显而易见的是，除非北部的国土复兴，重新繁荣起来，否则法国就不会复兴。6
有一个人对北方的痛苦深有感触，他就是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战争时期任法国总理。他来自法国和德国的交界地带洛林，那里的资源使其一千年来一直是各种入侵者的必争之地。1870年法国被普鲁士击败，当时只有十岁的普恩加莱看到德国军队走在家乡的街道上——占领一直持续到法国支付了战争赔款为止。总理经常指出这一点来为自己对德国的强硬立场辩护：“德国人在法国一直待到1873年，直到得到赔款才撤出我们的领土。”7
法国批准《凡尔赛和约》不久之后，普恩加莱的任期结束，但他没有像许多战争时期的领导人那样退出政治舞台。他是个英雄，公众非常赞赏他。在礼节性访问战时的法国战场时，他质疑德国人遵守和约的动机。他在凡尔登的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中问道：“谁允许这些德国人签署承诺却不遵守承诺了？”1916年，法国军队阻止了德国在凡尔登的推进。8
和约要求撤出所有被占领土，德国所有军队撤出莱茵河西岸，协约国占领其左岸。德军削减至100,000人，海军削减至15,000人，禁止拥有重炮、坦克和军机；在鲁尔地区，警察只有随身武器。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法国。北部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的一部分归丹麦所有。东部的几个地区归波兰。割让这块土地意味着失去650万公民和惊人数量的资源和工业——一点也不奇怪，德国人把和约当作毫无公平可言的战胜国的苛刻条件。柏林夜总会中的演出者把和约副本撕得粉碎。9
由于德国人试图回避法国提出的及时支付赔款的要求，法国公众抱怨其领导人过于忍气吞声。新任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是一位职业外交官，他希望与德国人谈判。但是白里安无法平衡英国对德国宽大为怀的呼吁和法国民众要求采取行动的骚动心理，于1922年一月被迫辞职。他的继任者是普恩加莱，他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再次回到政府中的总理。10
刚一回到政府中，他就得到报告，说德国企业家正在领导一场宣传运动，要求免除该国的战争罪责。这场运动由有影响力的巨头胡戈•斯廷内斯（Hugo Stinnes）领导，他们称和约的条款是报复性的，并且说德国永远无法满足法国的要求。一位学者后来估计道，如果最初的赔款计划得以执行，德国就要一直赔款到20世纪70或80年代。斯廷内斯的一份报纸论证说，德国的负担是“由法国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本质造成的”。11
除了赔款带来财政重负与失去领土和人口之外，德国多数地区最初还被协约国军队占领。德国人不许使用自己的邮政系统和广播系统。最屈辱的可能还是一直持续到1919年六月的粮食禁运。有时一周的配给定额只有四磅半面包、五盎司肉、两盎司黄油和两盎司半咖啡。德国的一家之主相当体面地面对这些困难。各家各户都靠官方定量生活而不去有违公民责任的黑市。12
到了1922年，多数战后占领军都回家了，只留下少数军团部署在莱茵河沿岸，还有一些法国部队驻扎在靠近德国边境的城市中。世界各国即使还没有原谅德国发动大战，也已经开始认识到德国和其他交战国一样需要时间来恢复。1922年七月中旬，协约国赔款委员会（Allied Reparations Commission）考虑在未来的赔款没有任何保证的情况下把赔款延缓两年。对斗牛一样的普恩加莱来说，这就像是斗牛士的红披风。他在八月于伦敦召开的协约国会议上威胁要单独采取行动，他警告说：“德国人的信用日益恶化。”13
8月16日，德国人拒绝服从法国的要求把鲁尔的矿井当作欠法国的煤炭供应的抵押品。在普恩加莱脑中，现在留给他的唯一选择就是占领矿井挖煤，法国急需能够使其工业恢复运转的煤炭。战前，该地区的矿井只用40%的生产能力就能一年生产900亿吨煤——这一生产率仅次于宾夕法尼亚的煤田。正如另一位法国战争英雄马歇尔•斐迪南•福煦（Marshal Ferdinand Foch）曾经说过的：“向柏林进军？那是浪费时间。德国的心脏在鲁尔，那里要近得多。”14没有军队保护的鲁尔是一个诱人的目标，而法国这么做有秘而不宣的动机。十一月底，一次决定性的内阁会议讨论了使用武力的后果，普恩加莱预计德国会崩溃、分裂——这就意味着法国可以从分崩离析的德国夺取莱茵兰（Rhineland），而这正是德国人害怕的。无论其动机是什么，法国议会以452票对72票支持发动进攻。几周之后，赔款委员会宣布德国拖欠法国的电线杆和木材供应，1923年1月9日，委员会宣布德国拖欠煤炭供应。两天之后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开进德国。15

（未完待续）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