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外不是人的中国医生 活多钱少声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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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文日前被患者砍伤的血案，引发全社会对医生群体生存状况的审视。据媒体粗略统计，全国今年已发生9起医生被打事件。在医患冲突愈演愈烈背景下，曾经的白衣天使何以变成付出太多、所得太少、压力太大、名声太差的矛盾人群？

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文被患者王宝洺砍成重伤，导火索乃是王宝洺认为徐文为其进行的喉癌手术不成功。
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调查统计，自2002年9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以来，中国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平均每年上升了22.9%。据中新社2007年的报道，国家卫生部新闻办透露，2006年中国内地发生9831起严重扰乱医疗秩序事件，打伤医务人员5519人，造成医院财产损失超过2亿多人民币。
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调查的326所医疗机构中，321所（98.47%）医院存在着被医疗纠纷困扰的问题。另据卫生部统计，在医疗纠纷发生后，有70%以上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60%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死后家属在医院内摆花圈、拉横幅、设灵堂等情况；其中43.86%发展成打砸医院的恶性倾向。
随着患方与医方纠纷攻防的强弱转化，医患纠纷近年来大有从民事经济纠纷走向群体性政治事件的危险。在2009年6月，中国内地先后发生6起“血溅白衣”事件，有医院院长挨打致肋骨多处骨折，有当班护士被人砍伤颈部，抢救无效身亡，有医生被患者家属围攻，跳楼脱身……6起医闹事件共计造成近20名医务人员伤亡

2006年中国医师协会所调查的医院里平均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打砸医院5.5起,打伤医师5人。
工作负荷严重“超载”，超过四分之一的医生存在心血管疾病风险
截止2009年，中国每千人城市人口的医生人数是1.75人，而每千人农业人口的医生数只有0.47人（2005年美国的人均医生数是每千人3.59个，法国3.37，英国2.2，韩国1.6）。由于中国医务人员编制由当地卫生部门统一计划，当病人增多时，医生给每位患者提供合理质量的医疗服务就很难保证。此前有报道调查医生就诊时间发现，眼科医生包括使用检查仪器在内，每位患者耗时5分钟，内科医生问诊时间平均7分钟。“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这样的抱怨常常发生。
由于中国医疗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均，医生工作强度之高再所难免。根据丁香园在200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49.2%的医生每隔4至5天就要上一个夜班，76.1%的人中午休息不超过半个小时；80％的人工作中顶多只有10分钟的时间休息。此外，参与调查的所有医生都曾连续工作24小时以上，其中，18%的人曾连续工作48小时以上。长年高负荷工作，中国医生“医不自医”的情况十分突出，超过四分之一的医生存在心血管疾病风险，三十五岁以上男性医生高血压患病率已是健康人群的两倍。
根据美国医疗网站medscape对全美22种专业，共15794名医生进行的调查，70%的医生，每周的工作时间在55小时以下。23%的医生每周接待病人在49人以下，41%的医生每周接待50到99人。在相同的工作时间内，接待更少的病人并不代表低效率，而代表医生可以在每一个病人身上花更多的时间。只有不到5%的医生接待一位病人所需的时间在9分钟以下，有15%的医生甚至在每一位病人身上要花去25分钟以上的时间。
中国医生要处理的病人多但却缺乏效率，由于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常常是大量时间、精力被用来完成与治病救人无关的事。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日前在博客刊登了一个普通医生写给卫生行政部门的建议，在这份信中，医生自爆每天要用大量的时间书写大量的文字（病历），而只用很少的时间去为病人解决实际的医疗问题。另有妇产科医生回应称，值班时经常24小时睡不了觉，病历书写超过60%的时间。“强烈建议简化病历书写，否则怎么能做好医生最重要的工作——诊断和治疗。”
在这一方面，美国的医护人员显然要轻松很多，他们很少会做这些没有“技术含量”的“脏活累活”。美国医院里医生和护士加在一起一般只占医院总人数的50%，其余人员都是辅助人员和行政人员。有将近50%的美国医生每周的文书工作在9小时以内，超过20小时的不到15%。合理的医生和护士比例能有效减轻医生的负担。美国医院内，医生与护士的比例大约为1比4，而中国医院的医生与护士比大约为1比1.5.

医患关系成为中国医生心理压力的最大制造者（占比80%)，有56%的中国医生及其同事每个月都在经历来自患者、家属的辱骂、责备。
95.66%的被调查医师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收入不相符
在中国，医生的收入可能在社会整体收入中排名在中上水平，但考虑到成为医生所投入的教育成本以及救人性命创造的价值，医生薪酬仍远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医生的收入水平。中国医师协会2011年最新的医师执业状况调研发现，95.66%的被调查医师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收入不相符(不相符+很不相符)，而其中选择“很不相符”的比例高达占51.00%。
医疗行业是高风险高技术含量的行业，但中国医生的平均工资仅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19倍。而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美国医生的平均年收入是17.4万美元，医生的收入是普通人收入中位数的3.95倍。日本中年医生平均年收入可达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0多万元），比国民平均收入高一倍多。中国香港医生初入行时的平均月收入就超过5万港币，且会逐渐按年资增加。拥有10年工龄的医生的月收入约10万港币。同比发展中国家印度，当地资深医生每月收入在6万美元以上，而普通医生每月收入也在2万美元左右。
最新的医师执业状况调研中，中国医生对执业环境状况的担忧并没有明显改善，近一半(48.51%)的医疗工作人员对目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而满意的比例为19.02%。调研报告分认为，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增多，医师普遍感到执业中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等原因造成了医生对执业环境的负面感观。这种负面情绪还直接影响医师对下一代的职业规划和建议，因为有78.01%的医师不希望自己的儿女从医，支持、肯定从医的父母仅占6.83%。早先的调查统计也显示，在近10年的高考状元专业选择调查中，几乎无人选择医学，考生们最热衷向往的专业是——经济管理。
在美国，不算离谱的工作时间，加上丰厚的收入带给医生的是较高的职业满意度和归属感。根据调查，有53%的美国医生对待遇感到满意，护理人员中，也有48%对收入感到满意。在被问到如果有机会选择，还会不会再当医生时，69%的美国医生明确表示会，只有12%的美国医生表示不会。

接受医学教育的人数与实际利用人数明显不匹配，2010年有90万人从医学院毕业，54.3万人没有从事医疗卫生工作。
乱开药、过度检查、收红包、拿回扣一度成为医疗纠纷中的导火索，也被认为是医生群体道德下降的证据。造成乱象的根本原因却不仅仅是医生在垄断医疗服务资源之后的利欲熏心。在医疗服务价格管制和药品最高零售价被政府管制之后，医生的工资与每天的工作量和强度、专业技术、风险来对比严重失衡。政府对公立医院实行收支两条线，支出不能超过总收入。于是多开药、多做检查就成为医院创收、医生谋生不得已的做法。
相比之下，国外医院不受价格控制，让医生通过门诊等技术服务“以医养医”，不但劳动价值能够体现，也杜绝了多开药的腐败空间。在香港，持本港身份证的“符合资格人士”急诊收费每次100港元、住院、护理、注射也是按劳收费。因为一旦取消管制，服务价格标准提升后，医生会尽量利用专业知识看病问诊，开药反而成为增加成本的事情。
医疗资源分布不公使大城市大医院的医生疲于应付
中国的医疗投入总体上不足，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社区医院本应是患者就医首选，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基层卫生机构的就诊率达80％以上。但中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80%的优秀医生又集中在大医院，县级以下公共卫生机构仅1/3能正常运转，1/3处于瓦解边缘，1/3已瘫痪。这种配置不公导致大病、重病都得到大城市大医院就医，供需关系进一步失衡，不仅为医院为医院追求“高药价、高耗材”的过度医疗提供了条件，也使得大医院人满为患，专家诊治“一号难求”，为数不多的医生只能疲于应付，恶性循环
医疗鉴定秘密进行，鉴定人不署名担责，广州9成申请被鉴定为非医疗事故
多数医生被打事件源于医患纠纷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导致患者对院方极度不信任甚至寻求报复。当医患纠纷寻求司法途径解决时，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公正的医疗鉴定。但从2002年9月起，《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舍弃追究医疗违法犯罪的职责，把原来由国家事业单位（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进行的鉴定，规定为肇事医生及其机构入盟的社会组织医学会召集秘密进行（参加鉴定合议的医生不在鉴定书上署名担责），且不区分、不鉴定医疗责任事故，这种在以往被用来作为追究医疗违法犯罪行政和刑事责任的重要事项经修订后被认为是执法倒退。
此外，一次鉴定通常需要数月，最长可达两年多。耗时过长令许多患方难以等待，因而不选择鉴定。医疗鉴定的最终结果大多不利于患方。2003年至2005年，广州地区的医疗事故鉴定共354宗，仅39宗被鉴定为医疗事故，占11.02％，即申请鉴定的近九成医疗纠纷被鉴定为“不属于医疗事故”

信者为医？药开多了是过度医疗，开少了是水平不行；
待患如亲？给治好了是“涌泉相报”，治不好是“拔刀相向”；
这场关于信任的纠纷中，真正的危机在于医生也成了“病人”，而病人是无法自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