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社会概念全面印证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4)

李柚声

新客户展示位
更多广告请点击
中文黄页

有您的支持
我们会做得更好

五、亚细亚生产方式

赵家祥用四篇文章详细引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前后几十年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不同论述，可谓包揽无遗。他也引用梅络蒂教授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普遍性，说除去西欧、北美以外的其他国家与地区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在开始时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一种与欧洲社会完全不同的、独立的地域性的社会形态。1859年马克思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一词，他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很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成是原始社会，而这种把中国古代社会看成原始社会近来也就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认同(赵家祥，2001-2;庞卓恒,2011;启良,2001:420-433;涂成林,2013;卢钟锋,2011)。

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本身，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指出“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的三个特征：

(一)个体对公社的依附性：“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偶然因素，或者是实体的纯粹自然形成的组成部分。”

(二)土地的非私有制：“在亚细亚的(至少是占优势的)形式中，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所以，财产只是作为公共的土地财产而存在。”

(三)产品的自给自足性：“生产的范围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

以上三条也就导致：缺乏私有财富，特别是缺乏土地私有权导致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王朝的斗争和军事征服所引起的亚细亚社会政治结构的周期性变动，不伴有经济结构的变革，也就造成了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古代农业公社的连贯性。

结论：世界上除中华文明外的五个原生文明都发生在离海洋与沙漠不远的狭窄地段导致争夺土地的阶级斗争与战争，如果用这五个原生文明代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话，它们有明显的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只是在史前遗留下来的海洋宗教文化气氛中，对阶级斗争有所调和而已，而宗教信仰也是阶级分化迫使人性异化的标志。

我们这里用两河流域与印度文明作例子来展示这一点：

L·S·斯塔夫里阿诺斯(2005：59)在他的《全球通史》中如此描述人类最早的两河流域文明：“城墙外面是农田，城市居民的生活最终取决于农田的收成。大部分土地以大地产的形式被占有，占有者是国王、祭司和一些富人。他们将土地划分成小块份地，连同种子、农具和耕畜一起，分配给为他们服务的农人。农人提供劳动，然后将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通过多种形式缴纳给寺院、宫庭或地主，作为报答。”

上述古印度河流域文明之后的印度才进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范畴。L·S·斯塔夫里阿诺斯(2005：147)的《全球通史》一书说孔雀王朝是印度文明到高锋，可与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相比：

“所有这一切全靠“国王提取的六分之一”的收成来供养，不过，国王提取的收成实际上常提高到四分之一，留给农民的仅够维持生存。法律是严厉的，维持秩序的手段也是无情的。军队号称有七十万人，配备9000头大象和10000辆战车。精干的密探无处不在，通过信使和信鸽将一连串的报告送交首都。严酷的刑罚常被用作惩罚和逼供的手段。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高效率的、严厉的、官僚政治的社会，充分体现了考底利耶所说的名言：“政治学是一门关于惩罚的科学”。”

此书(L·S·斯塔夫里阿诺斯，2005：572-573)还对近代大英帝国长期统治印度时的传统生活进行了描述，也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描述。印度土地被认为是君主的财产，农民通过上交赋税换取土地的世袭使用权，这种赋税从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每个农村都有自己的陶工、木匠、铁匠、书记员、村镇牧人、祭司和教师及占星术家。

“村庄的政治结构由一个每年经选举产生的五人以上的地方自治会构成，今天称作乡村自治委员会。乡村自治委员会通常由种姓首领和村里的长者组成；他们定期开会，来执行地方审判，收集赋税，让村里的井、道路和灌溉系统得到维修，设法使工匠和其他专门职业者得到供养，殷勤地招待途经村庄的旅行者并给他们提供向导。……如果中央政府强大到足以维持秩序、足以将田赋限制到通常收成的六分之一，那么，农民群众确实过着安宁、满意的生活。但是，中央政府常常衰弱得不能维持秩序，因此，农民们受到贪恋的税吏和强盗团伙冷酷无情的敲诈勒索。”

总之，从两河流域与到近代印度都有明显的阶级分化，统治集团成为农民生活的直接组织者与强力参预者。除中国之外的其他亚细亚生产方式都有明显的阶级分化，不过没有像古希腊、罗马那样大量使用奴隶罢了。

L·S·斯塔夫里阿诺斯(2005：155，70，164))在他的《全球通史》中多次强调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从来没有出现过祭祀阶级，宗教以祖宗崇拜为特征；政府官僚数量很少，而政府功能局限于安全、稳定与税收。至于祖宗崇拜是文明前人类家族社会的体现，夏商周贵族借以稳定政治、维持和平。

六、中国传统农村准原初社会性质的论证与现实描述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学者对华北农村调查研究的结论是：华北农村与日本农村一样是自然村，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生产、精神意识上的自然连接(祁建民，2020)。日本是在中国儒家文化熏陶下产生的次生文明，由于海洋影响而有比中华文明更强烈的宗教文化，而他们是以日本近代西方化后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传统农村生活的，所以自然村为自然而然，没有现代社会的人为因素。

我这里以河北家乡冀中农村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生活做例子。虽然那时的农村人口已接近饱和状态，但还有田边地头、房前屋后以及河岸上的闲散土地以及少数未开垦的大面积荒地，我估计可占到耕地的百分之十左右。在人口压力下可以增加耕地产量，也可以开垦这些闲散荒地，在人口不足的情况下就可以减收与放弃部分耕地。即人口饱和是相对的，尚处在动态平衡之中。明清时代，绝大多数农民是占有土地的自耕农，中国农村生活更像史前狩猎采集人与远古农民。

据说朱元璋曾下令严禁官员到农村去，要他的官员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官衙里，不许打着体察民情的幌子去搜刮民脂民膏。这就是皇权不下县的历史，近代外国人到中国后的意外印象就是到处都是的由护城河围起来府县城。古代战争攻破县城就占领全县了，无需顾及农村农民的事：高大的城墙与护城河象征着两级社会之间鸿沟的不可逾越性。

一个县官外加几个胥吏狱吏就管辖全县几十万民众了，他们的功能仅仅在于维持社会安定与惩治极个别的暴力罪犯而已。五十年代我在农村生活的十来年里，在附近村庄里没有听说过精神病人，也没有听说过暴力犯罪事件，当地的犯罪率与精神病率可能远低于城市。上述两河流域与印度农村都有强大的二级社会建构来控制农民生活。

在自然村的自然生活中，人性稳定社会的能力得以显示。龙登高(2021)等专文论述农村民间组织与基层秩序，强调“政府可通过士绅联系民间组织，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三方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实现对基层社会的间接治理，从而以较小的官僚体系、较低的行政成本在“广土众民”帝国中实现“大一统”。”

即政府通过士绅与农民协商互动而已，而非权力的行使，更非给农民一个人造生活方式。依据官僚知识分子在官府信儒家而回家后信道家的习惯，他们在自己家里过着道家自足自乐的生活。

冀中一个农村的人口大多在几百人以上，除了每年一次的征收公粮等事外，村长就无存在的必要，所以人们大多临时找个人来临时管此事而已。就连家族也这样，并没有固定的族长。每年公粮在产量的2-4%之间，远少于农民施舍给乞丐的部分。我家乡老年人提到公粮时总是一句话：“那根本不算什么！”

因为绝大多数农民是文盲，男孩们多上三四年小学，他们说仅仅学会写自己的名字而已。他们没有读书能力，他们的知识水平限制了他们接受二级社会系统知识的能力，也是人类天然本性的抵抗能力。向这种普遍文盲的农民世界里传达二级社会系统思想只能采取基督教的办法，每周一次的长年灌输，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没有任何人这样做。

前面第二节中已经以农村妇女为例介绍了农村准原初社会的生活，这里在概括出几个特点，来传达原初社会的天然之美。

(一)以蓝色与绿色构成的天然世界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家乡农民们说：一个人只要走出自己的村庄后看到的就只有天上的蓝天白云与大地上无边无际的绿色庄稼。因为房子前后种树，树木也就淹没了临近的三五个村庄。农民房屋绝大多数是土房，即大地的土色，个别农户在土房的外边贴上一层兰颜色的砖。今天的世界上所有楼房用砖都是红颜色的，而五十年代河北农民要在用火烧好砖后，再用桶挑水爬到烧窑顶上将水倒入窑洞里，让红砖在闷热的水气中变成蓝色。

人类先天心理：红色让人兴奋，黑色让人死沉，而只有蓝色与绿色使人感到安祥。史前的人类生活的世界正是这样，青山绿水与蓝天，河北农民如此生产蓝色砖的行为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劳动与娱乐不分

天然社会里的人类还像自然界的鸟兽一样，没有现代人心目中的劳动与娱乐之分。如果鸟兽在自然界里游荡玩耍，而时时吞食野果作为游戏的奖励的话，河北农民就整天专心玩耍娱乐，而把一日三餐作为他们玩耍娱乐的奖赏而与家人共赏了。

当时每家农户有十几亩地，春天耕种而秋天收割，各用七八天也就足够了，中间仅锄草与雨后锄地防止水分蒸发而已。供养一家人口的劳动量是非常有限的，人们就把劳动当娱乐了，因为耕种锄草并不是累活，与鸟兽在山野里游荡相去不远。心理学家常说：一个人把自己的人生成为他者的成长过程，就会感到幸福满意。农村妇女为一家人准备餐饭与衣服，然后看着家人享受自己做的饭菜、穿上自己做的衣服，尤其看着自己的孩子们天天成长。据说老年妇女回想她们的一生时，感到只有她们孩子幼年时的年月是她们一生中最幸福圆满的。而农村男人们就看着自己种植的各种庄稼成长，他们的生活也是它者的生长过程，不过是动植物罢了。

农民的一些生产活动收益甚微，更像娱乐活动。当时农民仍坚持史前人类的狩猎活动，多数人家都有猎枪与鱼网以及猎狗，少数人喂养雄鹰。冬季庄稼收割后的大地上，手臂上架着鹰，后边带着猎狗，再跟着一二十个来观看的年轻人。只有等在他们面前出现一只奔跑的野兔时，才将雄鹰放开：雄鹰用自己的双翅将野兔打翻在地，用鹰觜将野兔啄死后，再由猎狗叼回献给主人。河北农村人生活在平原上，他们通常挖地掘土来垫成高出周围田地的房基再来建房，结果造成村边很小的池塘，他们在这些池塘里捕鱼。这种狩猎收获很少，只能看作一种娱乐。

女人也有类似娱乐式劳动，诸如绣花，即在给家人做好的衣服与鞋子上的个别部位绣上很小的不显眼的花样。她们更多的是在门帘上绣花，也做装饰性的灯笼等等。

我幼年时，父亲行医，我与姐姐哥哥在放学后到田野里锄地，成为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边劳动、边捉蝗虫拔野菜来作晚餐。成年人的劳动娱乐不分到了儿童变成纯游戏了。耕地播种才雇人，当时雇人工钱是后来农业社员收入的六七倍之多，这就是内卷有无的差别了。此前少数地主雇人也有类似效果。

现代学者引入内卷的概念，说中国农民投入更多的劳力来精耕细作，但并不增加粮食产量。人们不仅要问，当今人类向外开发到浩劫地球资源的地步，我们要不要感谢苍天，普天之下只有人类这一种动物区分工作与娱乐而不内卷，如果除了人类外再有一种动物不内卷的话，地球早就毁灭到烟消云散了。

(三)女人与男人对照来看中国传统农民的准原初社会生活

比较冀中农村的成年男人与妇女可以清楚的看出，女人生活更像猿猴，她们的生活中没有分离出纯玩耍游戏的娱乐部分，她们的生活本身就是游戏，本身就是大自然的美。

冀中妇女在一起闲谈时，她们大多手里拿着针线活，诸如要缝补的鞋袜与衣服。如果说她们装样子以展示自己的勤劳就不够恰当，针线活在她们来说更是一种消遣时间的娱乐。

冀中男人们就有许多音乐戏曲爱好，当地有农民音乐团体，定期聚会来吹拉弹唱。我村是一个有集镇的大村庄，村里还有两个不同唱腔的戏剧团体，他们每年早春、秋后都要演出两次，每次五六天，供本村与邻村人来观看。

大概由于小脚的关系吧，成年妇女几乎不参加这样的音乐戏曲活动。在我记忆中，我母亲仅仅去过一次看戏剧演出，第二天就停止了。戏台下是清一色的男人世界，几乎看不到任何妇女，但有儿童。

大概由于这一男女的不同吧，冀中农村妇女显然更据有人类原有的随时进入了无思绪的清醒状态的能力。她们经常盘腿坐在地上，长时间微闭眼神而一声不响。我这里推测：河北农村男人与女人都有主体意识，他们处在上述人类语言发展的散文阶段，男人们刚刚有些故事语言能力。

(四)不产生丝毫的垃圾

冀中平原传统农村生活不产生丝毫的垃圾。他们把庄稼收获后的秸秆以及野草晒干后作为做饭用的柴火，而饭后的柴草灰用作肥料。应强调指出：传统农民还回收炊烟，妇女天天做饭的灶堂通向家人睡觉用的土炕，土炕里放满土坯，炊烟要通过这些层层土坯才能进入烟囱，而这样被炊烟长期熏蒸过的土坯，一年后取出捣碎后是上好的肥料，含氮肥量很高。今天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还没有听说回收烟尘事例，比如把汽车废气清洁处理后再排放出来。

家家都养一只猪，在猪窝旁建有一个方坑，里面放有青草与污泥供猪取食与践踏。家里每天刷锅洗碗水就倒给猪做食料，而屋里院内清扫的垃圾倒入猪圈里被猪践踏成肥料。

当时农村刚刚使用玻璃器物，农民认为碎玻璃有扎破孩子手脚的可能，农民们即将破碎玻璃在火中烧烤成球状再扔作垃圾。

当今世界垃圾处理成一大难题，太平洋上的朔料垃圾堆集如山，现代人血液里可检出朔料微颗粒。如果文明人类有中国农民式美美与共的心态，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中国农民美美与共的心态包容自然界，当时农村的各种野生动物甚多，狐狸野兔时时可见，各种昆虫更是遮天盖地：我多次看到飞落到大树上昆虫比树叶还要多。